畢業

「還要從自己畢業多少次，才能成為真正的自己呢？」

 ——尾崎豐（1985），《卒業》

因為各種原因，比同輩遲了很多才成為社會新鮮人。難得聚會，少不免談薪談婚。當我好不容易才發現校園話題已不成氣候，著實沮喪了好一陣子。也許這個年紀還談這些才奇怪，我這些低薪且加薪無望、行業動態小眾到無人關心的小薯仔幸好還可對著眼前的火鍋啤酒埋頭苦吃，間中抬起頭插句嘴陪陪笑，以掩飾對別人事業階梯和求婚技倆不感興趣（或葡萄心理）。

沿著九龍塘站那貼滿H&M廣告的走道轉東鐵線，我身型再矮小，也不得不稍垂下頭來，躲避那刺眼的白光。這是好幾年前每天都昂首闊步走過的路線，可是自從步入職場之後，總在九龍中部的幾個地鐵站間來來回回，到現在還是會在走道的起點下意識地拿起八達通卡。

是日北上，參加大學同學C的喜宴。C以不交際和不上課聞名，一放假就前往在地圖上要花數十秒才能找到的地方旅行。和C詭異的友誼也忘了由何時開始，陰差陽錯之下，同組做了份現在還能在網上搜尋到的project，從此共度了許多食宵喝酒的無聊時光。如今C為人師表，約在工廠區附近的小食店交收喜帖，被問起近況，即使西裝筆挺，口氣還是一如既往的頹廢，無懼鄰座校服小妹妹的奇異眼光：「唉！D學生考完mock好走喇，咁我就可以上少好多堂……」

聽說認識的出席者只有一位，想來大半夜還得在陌生人面前擺笑臉，還真頭痛。遲到關係，先省去了觀看一對新人成長片段與答謝親友賓客的演講環節，一入座就開飯，幸好天氣冷到一個令人無法不談論的地步，酒精和煙草又是逃避與融入人群最好的藉口。在寒風中瑟縮著喝酒，當親友都離場後，C被呈噴射狀態的香檳追著繞場跑了一圈，回來後被兄弟之一粗口問候，埋怨為何安排他與C的校長上司同坐一桌，害他全程唯唯諾諾，扮演有志青年的爛腳色。

空氣中瀰漫著甜膩的香檳味道，猶如當年畢業前夕C好像沒有參加的拍照日。想起電腦硬碟裡好久沒翻看的大學生活照和畢業照，還有上周才完結的一年工作合約，大概也是另一種畢業吧。近年紅色炸彈一個接一個，臉書首頁盡是婚紗和嬰兒照，不過每逢大時大節，大家都不太吝嗇把利是封塞進我手中，順祝來年生生性性，差點沒有拍拍頭頂祝我快高長大，令我禮金也付得順氣一點。婚姻是甚麼的墳墓都好，總之當大家都結婚了，我就可以收更多人的利是。

這種場面，幾年前是無法想像的。不想跟從大家的步伐和路線成為一個合符社會期望的人，有人說這是赤子之心，也有人說這是憤世疾俗。不過，當我尚無足夠勇氣向其他人宣揚社會革命如何可能，「你快樂所以我快樂」總算是一條出路，好歹那些年我們還是一起過了無數混混噩噩的時光嘛。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三月號。近兩月轉工，一片混亂，此欄完得算是合時。）

這一段寄信的路

　　每次把載滿郵件的手推車推出公司門外，由打開貨運電梯門的一刻開始，都有遊戲開始的感覺。老電梯轟隆隆的，門上的小窗反映它正逐層下降，帶著我和要運送的東西，走向虛擬世界的入口。臨離開工廠大廈前路過停車場，坐著幾個聊天的老看更，數件的速遞員，還有旁邊忙著把一個個卡板的巨型貨物送上車的大漢。「小心睇路。」我代替他們跟自己說。 

　　郵局在工廠區的另一邊，距離公司大概二十分鐘路程，沿路走過橫跨工廠區、熙來攘往的大街，推著車的不獨我一人，只是像我這般雞手鴨腳的就不多了。相比起滿街的垃圾車、速遞車、外賣車，我手上的只是汪洋中的一條船，只有在我眼中，它是一架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戰車。旁邊的食環署外判清潔工，推著快滿的垃圾籮，因為人們的厭惡而要把手推車沿著行人路邊沿走。馬路上的小型貨車和貨櫃車迎面而來，他們大概也會擔心哪輛車一個失控，自己難免遭殃；又或者一個翻車，把籮裡的東西濺在地上，又得惹人嫌，皮得繃緊一點。看起來這麼重的手推車也被推得那麼輕巧，也許這就是技術吧。 

　　公司的手推車看起來光鮮，但其本身的設計缺陷令它無法固定下來之餘，也會隨時無故向側擺，所以如果獨自操控，緊握著扶手的雙掌往往沁出一層汗來。沒有按照職安局的建議，把盛滿郵件的紙皮箱或郵袋疊成不易倒塌的陣式是為闖關前的漏洞，沿街的食店和小食店阿姐徐徐翻動的燒賣香氣四溢令人分心，每隔數十米就出現一次，自行人路向馬路往下傾的小斜坡，令人深感傷健人士每天在走多麼顛簸的路。 

　　這是每個在這裡上班的打工仔都會經過的要塞吧，大家對路況都很熟悉了，我這個在別人下班時才上班的人才會對白天的一切大驚小怪，不過若非如此，遊戲也會變得不刺激了。感受著面前的重量，對紙皮箱緩緩往邊緣移動的力道大驚小怪，慌忙用右腿頂著一停下來就會傾側的手推車，左腿踏前調整紙箱或郵袋的位置，再努力把車推個幾十米，給右轉的貨櫃車讓路。在人群的那句「滾水」，不是常常喊得出口。 

　　好不容易到了郵局，長長的隊伍不會令人深感煩厭，只是鬆一口氣，脫下多餘的衣服，解鬆頸頭鈕，讓郵局職員給我過關的獎賞。他們老是說，整個工廠區的信都送來這間小郵局，我們寄那千多本書，就得買去郵局所有大額郵票，真令人吃不消。我露出例牌地尷尬的笑容，說我們返去研究下啦，結果過兩天又再給小郵局抬來重得搬不動的郵袋。 

　　我喜歡這樣的工廠區，即使路上不再有看四毫子小說的花衣少女，而巴士站也早就搬得老遠。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月號）

誰製造垃圾？

八、九時才放工，街市早已關門，買菜只得光顧超市。講究陳列、秩序井然的超市裡，蔬菜都被一包一包的裝好，茄子不會沾上菜心的碎屑，挑馬鈴薯時不用掃掉表皮的塵土，所有東西放在書包裡也不會弄濕裡面的東西，看似適合我這個總在最後一刻才決定買菜煮飯的懶鬼。回到家裡，把保鮮紙拆開，拿出蔬菜，剩下的膠紙和發泡膠盤順理成章地被丟進垃圾桶。加上切下來的菜頭和薯皮，本來已不大的垃圾桶，旋即滿了一半。 

環境局上周推出《進一步減少廢物方案：廢物收費是否可行？》公眾諮詢文件，指出香港正面對迫在眉睫的廢物問題，現有的堆填區已無法應付每日不斷增加的固體廢物，而市民需從改變生活習慣出發，減少製造廢物，積極回收之餘，也要接受垃圾徵費事在必行的事實。在討論如何就垃圾處理徵費之前，也許我們可以先追究一個問題：誰製造廢物？ 

翻看整份諮詢文件，都是建基於「垃圾已經造成」的前提下，去處理一些消費者未必有決定權的情況下產生的垃圾。無論按量徵費還是定額徵費，固然可見其累退性質，但將垃圾生產的責任全部歸於消費者，實行其「污染者自付」的原則，其實幾乎就是放過了堵截垃圾出現的源頭。 

垃圾不是從石頭裡爆出來的，即是如果你甚麼都沒有買過、沒有用過，就不會製造得出垃圾。而一般所指的垃圾，大概是經過生產、使用後，人們不再需要而剩下來的東西。可是，「東西被使用」跟「剩下殘餘」不一定有直接關係。舉個簡單例子，新年買糖果送人，收禮者收到的不單是可以吃的糖果，還有包著糖果的包裝紙、裝著糖果的紙盒、包著紙盒的包裝紙、綁著包裝紙的繩子等等各種不能吃，但伴隨著食物要被處理的東西。趁著新年店舖大減價，看到褲袋裡的手機推出了功能相差無幾但外型大翻新的新型號，又在店員的遊說下付號買下，原有的就自動變成了垃圾。 

過去人們的用品大多可以反覆使用，而且也不會過度包裝；反觀現在，產品以方便使用、用完即棄作招徠，為了增加外表的吸引力或令人們感到方便衛生，產品往往被重重包裝綑綁，剩下的包裝紙、膠袋、盒子無助於提升產品的實用性，未必可以回收之餘，也為環境帶來沉重負擔。 

把東西用過一次之後就丟掉，看到有新款就換新款，正是資本家想看到、刺激消費的狀態。消費者或者可以選擇，但是這最終必須回到商品生產和銷售的過程——商品以甚麼姿態出現、甚麼力量驅使人們要不斷的買新的商品、一些有用的物料如何淪為垃圾等等。消費者固然有責任，但以各種手段來提高利潤的生產者、資本家更應受到監察。 

（原刊於左翼21網站）

離線歌聲

數月前某天，有人在辦公室裡建議，不如播一曲「李香蘭」來令腦筋輕鬆一下。我不虞有詐，在youtube上點播了李香蘭的〈支那之夜〉，即時被寄以白眼。老電影的黑白畫面被隱藏在正在寫的稿子背後，李香蘭著名的花腔從劣質喇叭中傳來，夾帶著黑膠唱片特有的沙沙聲，與明媚午後不甚相襯。也許是從〈等著你回來〉變成鬼片主題曲開始吧，即使歌詞是那麼纏綿悱惻，女聲以當年的審美觀又是如何動人，那個年代的歌曲總令人聯想起淒厲的鬼叫。就連這個觀點，也是在影片下的感想欄看到的。 

最近辦公室的連線狀況相當惡劣，早上11時回到公司，總得重複以下工序：發現瀏覽器無法開啟任何網頁、重新開啟路由器、失敗後重開電腦、再失敗後煩躁得出去沖杯茶，然後再由第一步做起。網絡連線像個球證吹雞開場後才在草地上熱身的前鋒，前前後後，總得糾纏個兩三小時。到它真的把身上的每根筋都拉鬆，動作還是相當遲緩——連得上Gmail和Google docs已算偷笑，facebook和youtube的點播環節就別提了。 

人人爭奪那有限的頻寬，搶攻那兩三小時的失地，不求準時下班，但求趕在別人的下班時間前完成所有對外聯絡工作，和下載所有寄存在各個電郵帳戶中的訊息和文件。在雲端科技籠罩下，安坐辦公室裡才可工作這件事實為虛妄，但坐在桌前被摔下雲端，就得逼令大家回想一下，過去的離線生活是如何度過的。 

聖誕前夕，有朋自遠方來，提出陪逛黑膠唱片店的要求。黑膠唱機長個甚麼樣子我都幾乎忘記了，都怪下載音樂，直接輸入iPod的方法實在太多，連唱片店也很少逛，也不會記得唱片中除了主打歌外還有甚麼歌。來到黑膠唱片店，那漫無目的地翻箱倒櫃的感覺實在久違了。 

唱片店地方狹窄，不設索引，用指尖把豎著擺放的唱片逐一往前扳，才可看到下一張是甚麼。友人主攻歐美音樂，挑了大疊走到店裡的唱機前逐一試播，想不到當中竟有周璇和筷子姊妹花。唱針一碰到唱碟，先來一陣滋滋聲，然後就是大樂隊的前奏，小號音色是如此溫潤，上世紀中的女聲在唱片店裡以最輕巧的姿態現身。老闆沒有理會，逕自低頭整理未上架的唱片，身旁穿著格紋西裝外套的中年男人，也是以指尖巡迴他面前的一疊唱片，腳在地毯上暗打拍子。我對著那些只在維基百科出現過的安全地帶和達明一派唱片封套流口水，接收實物傳說中的aura。「買吧買吧。」友人不住慫恿。「家裡又沒有唱機。」「這個邏輯是錯的，不買唱機就不會有唱片，不買唱片也就不會有唱機。買個唱機吧。」「……」 

如果聖誕真是個消費的機會，也許還是留給保證自己穩守雲端的裝置好了，離線生活已變得愈來愈奢侈。回到家裡，找到十多年前買的discman，差點連如何放乾電池也忘記了。插上耳機，把與友人告別前在信和地庫買的1993年的初版唱片放進去，按play。三十元的音色，還是很好嘛。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1月號）

坐電梯的人

上班最令人不爽的事，莫過於從地鐵站急步走到辦公室所屬的工廠大廈，想馬上放下沉重的背包，坐下來喝口水，或者打開電腦記下在路上發白日夢時想到的點子，甚至衝進廁所裡釋放快忍不住的尿意時，其中一部電梯，被寫著「維修暫停」的螢光黃色的布幕圍著，而另一部電梯則剛離開地面，逐層停下，把裡面面目模糊的人一個接一個送到他們要去的地方。遲了十數秒到達電梯大堂的我，彷彿被那扔進大海裡的救生圈遺棄了。

電子告示板安裝已逾兩月，取代了原來的電梯按鈕，除了成功令兩部客運電梯輪流故障外一無是處。區選過去已幾星期，仍在不斷重播陶君行辭任社民連主席的本月要聞，加上別字連篇，令人好想從筆袋裡拿起平日校對用的紫色水筆，趕著那走馬燈的字串，在屏幕上給它畫上好大的一個圓圈。其實全港無數商住大廈都只得一部電梯，為何唯獨在這幢工廈等電梯令人如此抓狂？看看二十米外，前往大廈另一翼各樓層的那兩部，保留了原初的按鈕，輪番接載乘客。我從未踏足大廈的另一翼，但那和諧的氣氛總令人覺得，在那邊上班的人，脾氣大概也好一點。

拉開貨運電梯的雙層門，似乎是愈來愈容易了。以前總是對操縱這種手動的大型機器戰戰兢兢，畢竟那比按鍵更要求一個較具體和明顯的動作，把門向左右兩邊拉開，走進電梯裡，再自行把門拉上，轉瞬間電梯就會隆隆啟動。在電梯到達指定樓層前也不可發呆，因為只要在電梯到達之際不馬上打開門，電梯就會自行假設自己體內空無一人，繼續直上或降落，不會為任何人停下。

日間的電梯大堂，長期有兩名阿叔留駐，職位大概是電梯秩序協調員，負責引領大汗淋漓到迷失方向的搬運工人前往正確的電梯。有一次我推著手推車運貨，電梯快到地面的時候突然慢慢地停下來，我一時情急，拉開電梯門，發現電梯竟然還有一半才到達，但我既把門拉開就已騎虎難下，除非棄貨跳出電梯。我俯下身，透過電梯門與電梯槽之間的空隙，向著外面大喊：「阿叔！阿叔！」好幾聲之後，戴眼鏡的一位走過來，不慌不忙的說：「關門，按一樓，按一樓。」然後又施施然的離開。我按他的話做，電梯果然又徐徐上升了，到一樓之後，又馬上按鍵，電梯又馬上下降了。真正到達地下後，在電梯外等著的阿叔為我拉開門：「睇啱位先好開門呀嘛……」終於掌握了貨運電梯使用方法的我只能傻笑。

其實，也不過是坐個電梯罷了……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12月號）

外傭N

早上七點，小小的鬧鐘在耳邊吱吱地響起來，N徐徐地睜開眼睛。幸好前一晚把大P踢上床後讀報一會就睡著，才不致於在開工與賴床之間掙扎。掀起掛在牆邊的布廉，大P還在睡個半死，睡姿卻十年如一日的糟。她媽媽在他床邊圍放著各式枕頭，她得他掉下床，難為N每天起來，總會在地板上撿到一兩個。 

大P的學校就在十分鐘路程外，可是她早上總是賴床。N披上外套，輕步走出房間弄早餐，到大P終於爬下床，臉帶不爽地坐在餐桌前，以一分鐘一口的速度把麵包吞下，那杯熱阿華田早已不再燙口。大P有時會問，為甚麼早餐老是麵包，不像圖畫書或教育電視裡所說，是煎荷包蛋、兩條腸仔，再加一杯牛奶。N早就學會跟她虛與委蛇，說煮這麼多你也會不吃，因為你怕上學遲到多過肚子餓。大P心想，對，我一喝牛奶就會肚子痛。 

大P的書包一天比一天重，幾年前尚可輕鬆挽在手上，現在已要半揹著。再加上大P自己拿的小提琴、美勞用品，怎麼小學生上學要用這麼多東西？上學不就是坐著聽老師講課、跟同學追追逐逐而已嗎？據N的觀察，大P不是活潑好動的小朋友，長不高也不好好吃飯，把食物塞進她口中是每天的最大工程，接送上學只是小意思吧。 

上學途中的大P往往比下課回家時沉默，除了因為未睡醒，也是因為她倆一天到晚膩在一起，只有學校裡的事情是N不知道的。放學後的大P像隻開籠雀般講個不停，N會附和，有時會罵她不把水壺裡的水喝光，小息茶點也不吃完，只是不會像學校老師般挑剔她的發音和文法——N知道大P做英文功課時會死命地把詞性和時態分清楚，不懂得講的東西就不會寫——面對N，大P的做法往往是說了再算。那是她們之間的共通語言。 

N有些朋友也在附近工作，週日才見面，平日就以家用電話聯絡。電話一響，大P就如電兔般跑去接聽，久而久之，電話彼端的朋友也會跟大P聊上一兩句。有時在廚房裡或客廳的另一角，也會聽到大P略帶疑惑的聲音：「對，我是大P，爸媽不在家……家裡還有N和我一起……N是誰？N就是N啊！」N就是N，其他稱呼往往令人喊得別扭。看著丈夫寄來兒子剛上小學的照片，N也不禁想，究竟我是大P的誰，大P那書呆子的腦袋裡，又會覺得她是我的誰？ 

十多年後，Ｎ早已離開，回到照片裡的人的身邊嗎？沒有人知道。大P長大後，仍然是一名書呆子，不過沒有小兒子可以向別人介紹，而且吃早餐的習慣也放棄好久了。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11月號）

夏天的尾巴

在這幢舊式工廠大廈已度過了整個夏天。從地鐵站走過來，每天都像快要中暑一樣。路過對面玻璃幕牆的商業大廈，稍為放慢腳步，享受一陣中門大開時飄出的冷氣，就要橫越馬路，走進靠幾把微弱風扇充撐場面的電梯大堂。打赤膊的彪形大漢揮灑著汗水，忙於把貨物塞進貨運電梯，才不像我，眼巴巴地追隨著左右擺動的風扇，以求吹得一點涼風。 

站在電梯大堂發著呆等那十世還未到的電梯，看著新安裝的電子廣告板，長年只有一千零一個紅酒廣告，下面流動的新聞卻仍是上星期的。半個人般高的廣告板，唯有時鐘仍忠實地顯示時間，幸好沒有打卡和準時上班的壓力，否則我會以為，那是整幢大廈的老闆們，為了諷刺遲到的員工而合資安裝的提示裝置。 

工廠大廈位於六七暴動的發源地，令人即使坐在辦公桌前敲打鍵盤，也有一股莫名奇妙、屬於藍領工人的自豪感，明明汗水不是我流的、茶餐廳外賣哥哥送來的飯盒不是我叫的、貨運電梯厚重的門也不是我推開的。辦公室所在的單位本是製衣廠，現在是排練室，打扮入時的少男少女、送小女孩來跳舞的外傭進進出出。也許我們出賣的是另一種勞力，跟這幢大廈一樣，隨著年代過去，滿足著不同的生產用途。

 電梯口放著隔壁雜誌社丟出來，賣不出去的過期刊物，有時候是模型雜誌，有時候是日譯的時裝雜誌。「夏天十大必買的裙子」、「讓男生大大驚喜的夏日料理」等幾乎純粹為溝仔而設的專題統統與我無關，反正在我城，穿甚麼、吃甚麼都會令人熱得溶掉。書報攤索價二三十元的雜誌，在這裡隨便取也不會感到內疚，反正過不了幾天，它們就會被割成片片，送到回收場或堆填區。畢竟工廠大廈只負責把東西做出來、印出來，東西被彈回頭，就不再有用處。 

八點過後的工業區人煙稀少，大廈正門已上鎖，出入要在卸貨的側門，繞過停泊過夜的垃圾車走出行人路。茶餐廳和飯堂一入夜就關得八八九九，有時到數條街外僅餘的越式餐廳吃遲來的晚飯，就索性坐到把八點半的肥皂劇都看完。踢著拖鞋、錢包在手上晃呀晃呀，跟同樣單拖吃飯的叔叔們分享同一齣連續劇並沒有令人感覺自在一點。

我偶爾也思考為何自己會對這些麻甩意象如此迷戀，大約是為了配合一整條街上班駁的大廈外牆，和那些在八十年代末港產片中常見的商廈大堂，共同營造的氣氛吧。 

幸好秋天真的快到了。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十月號）

錦衣夜行

 （2008年中秋，大埔墟之月光）

“And I told you to be patient, and I told you to be fine, and I told you to be balanced, and I told you to be kind.…” Bon Iver, Skinny Love

大學時代的麻甩好友兩名，剛遷進了郊區的村屋，邀請了一幫豬朋狗友前往設宴聚會。豬朋狗友當然包括了我，而最近在渾濁的市區來來回回，正好前往離野外僅數步之遙的地方透透氣，哪怕這種對世外桃源的想像是多麼一廂情願。

市區方便快捷，被工作和休息填得滿滿的生活，不用多花力氣，反令人積極不起來。上班、下班、睡覺，周而復始，飯懶得吃，菜懶得買，街懶得逛，做甚麼也沒有要求。可是為了聚會，卻思考了幾天，要買甚麼酒、配甚麼果汁、去哪裡買比較便宜、當日要何時出門才不會遲到……

朋友的新居距離南北最近的火車站都要二十分鐘車程，偏僻得被眾人譏為著草好去處。事前在電話中胡扯當天要做甚麼，我說不如行夜山啦，對方驚呼：「七月十四唔係行呀嘛？」到達時已入夜，村口公廁像心虛般燈光通明，在村狗聲聲兇吠的襯托下，樹影後面的月色卻異常溫柔，彷彿這只是個普通的月圓之夜，回報我從放縱的城市生活裡重拾所謂計劃、所謂魄力的誠意。

Bon Iver的名字最近在與英美獨立音樂有關news feed上頻頻現身，而他成名前的那段經歷也被不斷重提：26歲那年，他失戀，所屬樂團又解散，萬念俱灰，把自己關在森林裡的一間小木屋裡，幾個月後交出瀰漫哭音的專輯《For Emma, Forever Go》，從此一人成軍。大學畢業仿如半世紀以前的事，之後做過的事不算少，但也不過過了四分一世紀。我固然相信，走到這一步所靠的只是無數被踐踏的生命，但也不想擁抱穿越大庭葉藏的頹廢。也許是時候從小木屋裡走出來，把都市生活撃潰之碎片，一塊一塊重新拼湊。

最後大伙兒玩至凌晨兩點，盡是無聊玩樂，沒有談薪談婚的壓力，好彩。飲飽食醉後乘順風車到落馬洲轉乘小巴南下，這條路線早在大學時期已坐過幾百遍。記得我在高速公路旁下車，拾級走上行人天橋過馬路，但在某個時段，總會有位圓圓的中年阿叔走在我前頭，甫下車就燃起一根煙，邊抽邊四處張望，看到沒有從隧道口高速駛過來的車，就踏著人字拖，施施然的越過四條行車線，在石壆上舉直雙手踽踽而行。街燈映照在空蕩蕩的馬路上，我從橋上看他步履輕盈，像某個都市童話的畫面。

過了這幾年，他大概也沒轉工，還是會坐深宵小巴回家，對行人過路設施視若無睹，與路過的汽車玩遊戲。我下車後，一如既往走上天橋，看著他一個人在石壆上走平衡木，我也繼續一個人帶著醉意走回家。

“Who will love you? Who will fight? Who will fall far behind?”

其實不需要這樣。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九月號）

台港獨立出版新視野

大企業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不斷膨脹，當其他行業的小商戶紛紛黯然離場，出版界卻是另一番光景。大型集團式出版社主導市場和發行渠道雖不是新鮮事，但還是有一代代的文藝青年前仆後繼，懷著自身對文學的熱愛與堅持，把主流市場未能顧及，而又值得推廣的文學作品印成鉛字，向廣大讀者展示。一間間小巧而頑強的獨立出版社由此而生。

「我很嚮往周夢蝶那種賣書的方式，實在是台北市很特別的文化風情。」一人出版社的劉霽如是說。周夢蝶是當代著名詩人，但他更廣為人知的是長年孑然一身，在明星咖啡廳門前擺個小攤子賣書。雖然一人運作的獨立出版社為數不少，但如此打正旗號，算是以周夢蝶為榜樣。

台灣近年大力推廣創意產業，在前身為中華旅行社的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支持下，當地三家獨立出版社——一人出版社、南方家園出版社、逗點文創結社，聯同香港的點出版推出免費派發的季刊《走台步》。《走台步》以近年在香港大受歡迎的音樂人盧廣仲訪問打頭陣，再加上以漢字為主題的專題文章，數位台灣新銳文學作者的作品及書評，如不留意版權頁，恐怕不會察覺這是官方刊物，反而更像一本走深度文化觀光路線的文學雜誌。

策進會固然是特例，台灣的獨立出版社一般可以專案形式，向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申請以書籍或出版計劃為單位的資助。不過，劉霽與逗點文創結社的陳夏民都認為，長期靠官方或其他私人基金的補助並非獨立出版社的生存之道，畢竟有自己的資金，運作才不那麼受規範。獨立出版之所以獨立，在於擺脫量產型、迎合大眾通俗品味的生產法規，靠近出版社本身的理念，並按作者的意思，將作品向讀者還原。

為作者還原作品

當出版也被高度分工，出版社為了商業考量，往往傾向將書塑造成某一種特定風格，作者本身對於書最後呈現於讀者眼前的形象則被犧牲。劉霽稱：「作者主動接觸商業性質較重的出版社時，出版社本身對成品風格也有設限，要求作者配合，所以較有個人風格的作者較喜歡找獨立出版社，而獨立出版社在製作書的過程中，可較顧及到作者的想法。」

在與台灣一水之隔的香港，小型出版社也有類似的做法。以實體書而言，除了文字之外，可以承載意念和訊息的還包括書籍整體的設計、紙張、在手上拿著的感覺、一連串的推廣安排等等。點出版的負責人袁兆昌就說：「我們現階段追求的是『相對精緻的文藝出版』，根據文藝書的內容，邀請設計師度身製作，令作家擁有一部個性化的書，例子包括呂永佳的《而我們行走》、洛楓的《炭燒的城》等。我認為獨立出版的意義，不只是為作者出書，而是站在作者的角度想，到底這部作品本來是怎樣的。在這意義上，我們並不是出版一部作品，而是還原一部作品。」在出版社、設計師、作者討論交流的過程中，也能加深彼此對於作品的了解，在出版層面上，也算是一種民主決策的體現。

要開拓長銷渠道

有關出版書籍，陳夏民認為出版人必須對書「負責任」：「一個人要出版書，不想賣出去的話，放在網路上就好了。把書印了出來，就要對書負責任，把它推出去，讓人知道它的存在。」在打開獨立出版的銷售通道方面，逗點和一人出版社早期主要和獨立書店合作，經過一番努力，現在大書店都可找到他們的出品。這就可能要在印量和分發方面稍作冒險：「有些獨立出版的書印量都很少，可能只有幾百本，但如果印得少分發得少，發500本出去可能就得退回400本。要做到發行上安全，至少要印1000本，然後增加銷售點，令書更容易賣出去。」

回顧香港過去的獨立出版歷程——六十年代的《小草叢刊》、七八十年代的《素葉文學叢書》、到九十年代的文學視野叢書和青文評論叢書，孕育了許多名家，包括西西、也斯、葉輝、謝曉虹等等，因為叢書在書店書架的壽命一般較長，所以賣完一版不成問題。川漓社近月也走上此路，推出《梯田文學叢書》，主攻的就是長銷，就是希望以靠連續出版，以較有名氣的作者帶動新作者的著作，使書能在書店較長久地逗留，讓讀者有機會看到。袁兆昌也指出，要令文學大眾化，書籍能夠被廣泛陳列是先決條件，這樣才可踏出下一步。因此即使要付出較高的代理費，香港的獨立出版社還是不免要依靠大發行商，以求在大型連鎖書店中增加曝光的機會。

獨立出版生生不息，點出版及川漓社都各有大計——點出版即將延續《走台步》的方向，出版深度文化旅遊書籍，而川漓社除了耕耘叢書系列外，也會繼續發掘所有文化生活上有新創意的寫作，並鼓勵繪本與小說結合的創作。香港讀者在仰望台灣的同時，對本地的出版大概也可翹首以待。

Pulse：台灣小型出版社蓬勃

台灣有超過10,000家出版社，但實際上一年出版4本書以上的出版社，約只有只餘家，餘下的就是政府部門附設的出版單位，和小型甚至是個人的出版社，雖然當中不少個人出版社只出版一、兩本書就停止運作，但這數字也足夠香港的同儕瞠乎其後。只不過，嚴肅文學的市場在香港再小，總有開拓的空間。香港的小型出版社可以申請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印刷費用，但大家對愈來愈重視商業效益的藝發局其實也不予厚望，而且把書印了出來，思考如何推廣才是正經事。

（原刊於2011年8月29日香港經濟日報）

「希望十年後，我還有瓦遮頭」——單身青年公屋租戶的自白

現時，全港共有約一半人口居於公營房屋。公屋也許是不少人的所謂集體回憶，電視上常常可見已經事業有成的社會賢達，重返兒時成長的公屋，回味以往的美好時光。公營房屋是許多人在社會階梯向上攀爬的堅實後盾，但觀乎現時的輿論，安居於公屋普遍並不被視為市民應有的社會福利。繼「綜援養懶人」之後，報章又向社福受眾開展了另一條「懶人住公屋」的戰線，而申請公屋的單身青年首當其衝，被指責為濫用社會福利的投機者。

D同學今年廿三歲，即將大學畢業。以前家人曾購買夾屋，但因某些原因失去單位，一家四口租住私樓至今，但四年前開始與姐姐考慮申請公屋：「其實是媽媽先提出的。房署規定前夾屋業主不可再申請公屋，但父母始終都希望再置業，可以在那裡長住，不用擔心租金升跌，一家子生活也較安樂。」

於是，他在2009年初遞交申請表，年中獲編配登記號碼，年底被安排進行入息審查。「其實我和姐姐的收入加起來也快超出入息上限，如果我在畢業前無法被編配單位，除非放棄求職，或只找低薪工作，否則獲派單位的機會只會愈來愈渺茫。」

2010年底，他獲派屯門一中轉單位，現已順利遷入，不過也不是長住。他和家人相處愉快，並無太大獨自離家生活的動機。「我和家人相處融洽，加上獨居生活經濟上吃不消，所以現在除了考試、交功課前夕回屯門閉關之外，我大部分時間還是住在父母家中。」這正正是主流媒體口中青年人「浪費公共資源」的證據——申請公屋而又丟空單位，妨礙其他人上樓的機會。然而，D同學又有何苦衷？

D同學認為，整個制度最大的問題是，除非你真的倒霉到走投無路，或者捱到六十五歲，否則不管你這輩子的財政狀況如何跌蕩，因賭博輸掉整副身家也好，被突如其來的金融風暴沖走半生心血也罷，一旦放棄過一次受助於政府房屋福利的機會就無法再重來。現時政府日漸退出房屋市場，任由房屋成為炒賣的物品，租金和樓價日益攀升，一家人如何省吃儉用，存款數字往往追不上高升的樓價。他和姐姐作為子女，要讓全家免受租金狂飆之苦，在父母退休之後仍能安居，當私人樓市已成不可觸碰的領域，只能以公屋作為取得居屋入場券的橋樑。

身為大學畢業生，尚且要以所謂的「旁門左道」來實現一部分置業的夢想，其他學歷、起薪點更低，晉升階梯更漫長的年青人又如何？D同學引用父母的例子以作對比：「以前即使只得中五學歷，只要肯搏肯捱總可習得一門手藝，像我爸爸跟師傅學剪頭髮，現在也可獨當一面，但現在甚麼也講資歷架構，如有青年人要晉身理髮師行列，先要自掏腰包取得學歷，期間固然沒有工資，之後的工作在勞動彈散化的前提下也是朝不保夕。」母親也是在姐姐和他相繼出生後才去唸牙科衛生員證書課程，雖然辛苦，但免學費之餘還有生活津貼，即由需缺人的機構投放資源去培訓人才，但現在這些課程都改由自負盈虧的院校開辦，又或者等價交換——免取學費，但畢業後強制留任，要剮要殺悉隨尊便，前景一片黯淡。

臨近畢業，同屆同學都忙於求職。D同學尚且因為喜歡大專院校的工作環境，目標工作都是大專裡的文職工作，但觀乎其他同學，對職業要求之低令D同學大感灰心：「老師們說今年的就業市場算是不錯，但都彷彿與我們無關。十個同學當中有九個應徵的不是空中服務員，就是物業管理等面目模糊的文職工作，不覺得工作和興趣要結合。那麼我們讀大學、追求志趣又有何意義？」不求意義，但求捱得過去，因為不論如何努力，工作零散化只會令大家繼續在社會中載浮載沉。或許這可解釋為何大家對申請公屋都躍躍欲試：「即使十年後大家還是一無所有，還是買不起樓，但起碼有瓦遮頭，不用擔心被趕走。」

當然，全民置業是否令所有人安居的唯一方法也是值得商榷的。正如本特刊的前言所說，普羅大眾負擔得起的樓價、不倒的樓市、與地產霸權並存的邏輯關係基本上無法證成，政府固然有責任照顧最低下層的住屋問題，但令置業、供樓成為其他人的指定動作又是否最好的方法？就以德國為例，現時全國有四成人口租屋而居，並不是因為甚麼地少人多、樓價狂飆的問題，而是因為大部分人都相信其社會福利制度，足以保障大家老有所歸。為市民鞏固頭上片瓦，比起狂建一小時生活圈、X大基建都更有效提高整體社會生活質素。


（原刊於左翼21七一反地產霸權特刊）

李克強何禮之有？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早前訪港，為本來悶熱的天氣帶來陣陣焚風，動用了全港十分之一的警力，確保所到之處的異議都被消滅，使他安心派其大禮。李克強訪港前，早已放風說要為香港帶來三十多個經濟、金融及民生項目，最後所有措施的終極目標，卻是要爭取在國家第十二個五年計劃末期，基本實現內地對香港服務貿易自由化。然而，禮多人不怪，最怕把包裝紙拆開之後，發現那原來是個潘朵拉的盒子。

資本主義靠剝削和競爭性積累來維持整個制度的運作，從歷史發展看來是條不歸路。透過無止境的生產剩餘價值，資本家才可以一直累積資本和維持生產，但當資本過剩，就要不斷尋找新的市場，為資本尋找新的出路，以避免經濟危機。貿易自由化就是為了這一點而出現的措施，資本流動的阻礙被打破，才可以疏解無處容身的資本。在過去的經驗中，我們看到被視為有投資潛力的國家吸引大批外來資本之後，導致過度投資和生產力過剩，而金融市場易受非理性因素波動，一有風吹草動，外來資金就有機會如泡沫般消散。當與金融市場掛勾的東西愈來愈多，從民生事業、運輸工程，到公共服務、甚至糧食，都變成一個個可以在金融市場中被任意炒賣的上市編號，經濟向金融業一面倒傾斜的後果不堪設想。

推動貿易自由化這番充滿經濟右派色彩的修辭出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之口早已不是新鮮事，從中國加入世貿、到與香港訂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就已象徵中國與香港及世界各地之間資本流動的渠道已一步步全面開通。詳看李克強公佈之措施，讓香港與全國貿易投資以人民幣結算、繼續支持內地企業來港上市、向香港開放內地專業服務、金融、旅遊和各項民生建設的市場等等，無不為中港之間的資金開路，各方面的投資機會更多，成本更低。

這些所謂大禮，說穿了就是這麼一種鼓吹貿易金融自由化，以解決所謂不景氣問題的手段，期望透過擴大市場，帶動經濟，但市民又是否真的能夠受惠於這種效應？增加資本家賺錢的機會，與解決財富分配不均、貧富懸殊等纏繞市民日深的問題毫無關係：全面開放投資途徑、製造五花八門的金融衍生產品（如六大禮中提到的RQFII、ETF），將經濟發展建築於金融市場愈滾愈大的泡沫；容許內地資金來港瘋狂投資房地產，把樓價一再推高，使小市民無所安居；盲目建設高速運輸網絡，摧毀無數人的家園；容許糧食作為被炒賣的物品，確保供應卻不穩定價格；想盡辦法把各種公共服務化為商家的生財工具，卻令大眾別無選擇。貿易自由化作為這些民生問題的元兇，被定調為「十二五」的目標，甚至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也實在太諷刺。

全面開放市場、依賴大商家將經濟成果施捨出去的新自由主義神話早已在許多國家的例子中破滅。拉美國家作為上世紀歐美經濟體系主要的資本回收場，早已受夠了這發展幻象的苦頭，重新引入市場管制，可是開動了發展火車頭的中國卻偏偏要走歷史的回頭路，現在尚且有國家政策強勢抹走所有不穩定因素，但這又維持多久？而香港作為自由化過程的棋子之一，硬食了國家的所謂厚禮，又有何值得慶賀？

原刊於此

重返孫中山的少年時代 ——中大員工總會「辛亥革命與香港」導賞團後記

香港大學百周年校慶，師生校友對港大正式向北大人俯首稱臣同聲一哭，同時有人在臉書分享孫中山先生在1923年到訪港大時的演講辭，發思古之幽情之餘，也發現當年孫先生對於社會與革命的見解在八十餘年後的今天依然適用。

孫先生作為港大前身西醫書院的首屆校友，視香港為啟蒙之地，許多有關他的軼事和紀錄，都與香港有關。時值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大員工總會特別在今年5月15日舉辦「辛亥革命與香港」導賞團，由前香港歷史博物館館長丁新豹博士帶領三十多位員總會員及親友，參觀位於中環半山衛城道的孫中山紀念館，以及中山史蹟徑，了解孫先生當年在香港的活動軌跡。

孫中山紀念館本身所在的甘棠第，本身就是一座古蹟。甘棠第本為何東之弟何甘棠的住宅，建於1914年，為愛德華式的鋼筋建築，屬當年最先進的建築技術。何甘棠去世後，甘棠第被售予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到2002年，教會提出要將甘棠第拆卸重建，政府為保存古蹟，斥資購入，並將之改建成博物館，在孫中山140周年誕辰開幕。

甘棠第建成之時，孫先生從西醫書院畢業已久，並在日本建立中華革命黨，所以甘棠第與孫先生的關係並不特別深厚。不過，由於何甘棠為當年有名的怡和洋行華人買辦，也是首批在半山購地建屋的華人之一，所以甘棠第本身的的歷史也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據丁博士所講，當年孫先生在香港的活動主要集中於半山一帶，館方也希望將其紀念館設於該區，教會打算放棄甘棠第一事對館方而言可謂喜訊。他們盡力復修建築，保留其二十世紀初的建築特色外，也令它配合現代建築需要。

因此，孫中山紀念館中除了有關孫中山在香港活動的展覽外，也以不少空間介紹甘棠第的歷史，例如展示甘棠第原有的保險庫、何甘棠後人在大宅中的生活照、具特色的華麗建築細節等等。甘棠第歷史悠久，許多地方都不符合現代消防條例要求，但館方嘗試以行政手法處理，避免改變大宅的原貌。譬如大宅主樓梯欄杆的高度並不符合安全要求，但館方在欄杆旁擺放一整列假盆栽，以防止參觀者走近翻越欄杆。然而，參觀當日所見，欄杆旁的假盆栽顯得相當疏落，丁博士笑稱，職員已忘記了當日決定擺放盆栽的原意。

說回孫中山。近年掀起的辛亥革命學習潮，令孫先生的事蹟對大家來說也許不陌生，但丁博士說，在香港談孫中山總有一些不同於兩岸的角度。孫先生在內地是「近代革命先行者」，在台灣更是「國父」，但在香港，他也許是個對未來充滿理想、熱情的颯爽少年。孫先生在一般人心目中的形象都是臉上長了鬍子、身穿中山裝，館方特別邀請本地雕塑家朱達誠，對孫先生學生時期的照片和資料多番考證，製作出表現孫先生少年容貌、昂首闊步的銅像，置於紀念館前，也許可反映出紀念館本身的定位。

丁博士憶述，政府決定要設立孫中山紀念館之際，歷史博物館手上可以展覽的文物就只有一封孫先生所寫的信，可是最後紀念館卻得到一些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展品。孫先生的基督徒身分以新教教會與革命的連繫可堪玩味，但兩岸的博物館往往避而不談。孫先生初從中山來港的時候，寄居於公理會的二樓，而他在西醫書院就讀期間，也常在旁邊的道濟會堂聽道，與長老區鳳墀、堂友何啟等討論時政，革命思想也於此時植根於他的腦海中。及後孫先生創立興中會，當中不少成員是基督徒，而他在1896年倫敦蒙難期間，也曾致函區鳳墀求助。道濟會堂在1921年加入中華基督教會，1924年10月10日改名為合一堂，與武昌起義日期相同，可見它與革命千絲萬縷的關係。孫中山紀念館中展示了他在1883年以「孫日新」之名接受洗禮，正式成為基督徒的紀錄，就是因為他受洗的教堂正正就位於香港，現址為必列者士街街市的公理會。而對他影響至深的道濟會堂歷史，也因為香港合一堂所捐贈的《道濟會堂史略》（1924年出版）而重見天日。

紀念館也藏有一些跟孫先生在港求學時期的文物，譬如西醫書院畢業考試的試卷、成績紀錄、甚至畢業晚宴的菜單，可讓參觀者從另一角度認識孫先生在香港的生活。這些展品本由他在西醫書院的老師康德黎（後來也支援了革命）捐贈予倫敦惠康基金會醫學圖書館，現借調往紀念館展出。孫先生與少年伙伴，「四大寇」之一尢列一起投身革命，後來刻了一枚「中華民國萬歲」的印章，本來由尢列後人收藏，但由於前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尤曾嘉麗是尢列的曾孫媳婦的關係，那枚印章也順利由紀念館收藏。除此之外，館方特地委託理工大學紡織及製衣學系仿製孫先生曾穿著的西服、長衫和軍帽，以及日本郵船株式會社製作孫先生所乘，穿梭日港兩地的佐渡丸郵輪模型，為參觀者對孫先生當年的生活提供想像的依據。

孫中山在一封要求入境的信中寫道：「I regard Hong Kong as my second home.」香港固然是革命的重要基地，但這個地方對孫先生的啟蒙也許比我們一般想像還要深。日後它能否啟蒙一代代青年對改變現狀的熱情與動力，我們姑且拭目以待。

（本文為中大員工總會特約報道，原刊於此）

什麼人打擾什麼人——罷工之必要與條件

七月十三日，在示威者包圍立法會及前往禮賓府抗議之後，網上流傳了幾張來自當晚電視新聞的截圖，圖中是受警方封路影響的的士司機，對著鏡頭說「這是公義，有何所謂」。姑勿論我們對發起行動的團體有何立場，但的士司機的言論引起大家讚歎，也許反映了我們本身對階級內部的團結，某程度上並不樂觀。

堵路和罷工背後的邏輯基本上是一樣的，就是要癱瘓秩序，癱瘓生產，而這幾乎是手上毫無生產工具、沒有政治勢力為後盾的人民，對抗資產階級政權，逼使他們談判或讓步的唯一方法。

因為一場梅鐸新聞集團的竊聽風暴，兩星期前的英國公務員大罷工的後續報道在主流媒體中寥寥可數。那次當地工會稱為上世紀初以來，動員範圍最廣的罷工行動，參與者主要是各級政府的公務員和教師，就退休保障改革向政府施壓，歷時一天。罷工當日，我打開網上電台，收聽早晨節目有關罷工的報道，有位母親向記者投訴，她自己也是打工仔，但正正就是因為教師罷工，導致學校停課，令她要臨時調動工作時間，留在家裡照顧小孩。這也許是不少基層員工的寫照，但現職社區中心社工的工會代表回應：「我不知道這個討論該如何延續下去，因為這位女士覺得只要我們為她構成不便，就不應該罷工。」

罷工前後，總有不少譴責罷工者的言論，說他們打擾其他人的日常生活，為他人帶來不便，但這樣的言論的最大得益者是誰呢？不是那些顧慮增加，而對惡劣的勞動條件委曲求全的工人，也不是同屬勞動階層，他朝君體也相同的「服務使用者」，而是樂於看到勞動人民互相指責的資本家。那位工會代表的言論在香港也許是天方夜譚，尤其是當我們還在就堵路的合理性爭論不休，每次工會發起罷工前都還要對「受影響人士」率先道歉，大概可估計香港的工人階級距離這樣理直氣壯的宣言還有多遠。

相對於其他社會民主傳統較重的歐洲國家，英國的勞工保障其實不特別好。香港作為其前殖民地，其實遺下了不少對工人階級在組織方面的箝制。警隊作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與政權之間如何暗渡陳倉，近日大家應已耳熟能詳，在此不再細表。香港工人面對惡劣的勞動條件，已可悲地成為大家的共識。最近先有浸大酒樓外判員工被拖欠薪金，再有團體踢爆領匯外判工人收入遠低於最低工資。

有說要對抗政府或地產霸權，應著手組織罷工罷市，這樣固然是好，但如果我們考慮到在香港罷工的工人本身需要承受的風險，包括工時長、沒有集體談判權、歧視工會的法例形同虛設等，就會發覺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組織癱瘓生產的行為是多麼可貴。資本家步步進逼，但人民的臨界點歸臨界點，工人得到的支援和保障，跟他們起來反抗的動力幾成辯證。面對這樣的困局，我們該如何團結勞動階層，對現有秩序帶來實際壓力，實在是個需要討論的課題。


原刊於此

採購記

今個月的工作，是在一艘訪港三週的船上當廚師助手。除了無止境的切菜洗碗和洗刷廚房地板外，最重要的任務，大概是協助廚師採購三十人每日兩餐的食材。船停泊在遠離皇后碼頭遺址、但與IFC近在咫尺的中環公眾碼頭，下午空檔的時間又短得可憐，情急之下，無奈光顧IFC內的貴價超市。三十元一包的意粉和二十元一條的法式長包，把菲律賓籍的廚師嚇得直冒冷汗，把心一橫回去由搓弄麵團開始，自行製作focaccia，也算令眾人享了意外的口福。

其後向船務經紀介紹的食品供應商進貨，但送來的食材總不合心意，不是送錯了硬豆腐，就是送來了不適合放進烤箱的馬鈴薯。廚師不住問附近有否大型超級市場，好讓我能在短時間內一次買齊所需材料之餘又可親自挑選。本身已在減少光顧超級市場的我支吾以對，說不如趁假日溜出灣仔市集逛一圈，順道觀光。廚師問由中環坐計程車去灣仔車資大約多少，好多年沒有坐的士的我連起錶的價錢也忘了。

「唔該，我地想買菜，但要買好多……」我對灣仔（新）街市其中一家菜檔的老闆說。廚師說他們陳列出來的蔬菜種類夠多，應可買齊。「想要咩先？」老闆問。「要五公斤菜心先啦……」「五公斤菜心？五公斤乘一點六，即係八斤幾架喇喎！」

一聽到5x1.6=8之類的外星語言我就想撞牆而死，但菜檔老闆仍樂此不疲地拿著計算機按個不停——「十公斤蘿蔔，計你十八斤啦……平時我賣八蚊斤，計你六蚊啦！」之類的句式重覆了二十多遍。也許我們挑準了午後來，才不致於妨礙別人做生意。好不容易買齊了各式蔬菜，又接收了老闆相贈的小洋蔥、芫荽和芹菜，約好取貨時間後，我說要買水果了，老闆即向旁邊的水果檔東主打招呼：「得喇！過果邊買啦！」水果檔主一直坐在自己的檔口裡旁觀我們維持約半小時的單位換算遊戲。「一聽就知你地行船啦，係行船買野先斷公斤計架麻！」他的水果不是十元X個，就是以磅結算，結果我全程放棄參與計算，檔主說多少就多少，反正我也沒有挑戰他的條件。成為一時的水魚，也許都是權宜。

取貨日，小型貨車的司機也是灣仔人。「你唔早D講？灣仔街市出名貴架麻！」無啦無啦，乜都太遲。貨車先在灣仔道找到泊車位，菜檔老闆率先把菜搬上車，不消一會就把小型貨車塞滿。與此同時，我坐在水果檔裡，靠在紙箱上把買菜的收條翻譯成英文，讓菜檔老闆回來簽字。貨車往碼頭卸貨後再回來，輪到水果檔主把水果推出門外。貨車司機正靠在車門看報紙，水果檔主一見他，就指著他大罵：「喂你D咩服務態度黎架，快D黎幫手啦！」司機也不生氣，用報紙掩著半邊面跟我說：「由細玩到大架，你話我熟唔熟呢頭？」然後就一邊騰出車上空間，一邊跟水果檔主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起來。

「聽你阿媽講話你想戒煙喎。」「係呀你係咪試過針灸戒煙……妖你因住砸＿爛我D提子呀！」不諳粵語的廚師在旁掩著嘴，禁不住暗笑。

回程路上，廚師說走在街市附近，彷彿就在馬尼拉街上踱步。在這麼小的範圍裡，就買齊了所需的東西，很方便。我沒有告訴他，那天我去惠康代他買一公升裝萬字醬油不果，臨走前問理貨員附近哪裡有賣，她想也不想，以足夠讓人聽到但又不張揚的聲調回答：「百佳！」

（已刊於中大學生報三月號）

我是司機，也是途人

我老家在九龍東，有次提起想要買部單車代步也好運動也好，任職道路安全組的老豆即說：「公園裡不準踩單車，在行人路上踩會犯法，在馬路上又危險，還可在哪裡踩？」只得就此作罷。

一發現L市的一週單車通行證比坐兩程地鐵還要便宜，我就決定在L市停留的整個星期也要以單車代步。在城市以單車代步對我來說是多麼陌生的事，首先是因為我從來沒有擁有過一部可在馬路上行走的單車，其次是連駕照也沒有的我從未以司機的視覺與其他「行人」分享街道。無車階級在L市完全不成問題，在每幾百米就有一個的單車站登記取用公共單車，每半小時歸還並再借一次即可。然而在只比巴黎略小的L市，路上繁忙的交通未至於令人覺得走在旺角街頭，也足夠騎著與大小與身型不配的公共單車的我不時腿軟。

初來報到時常看到路人輕鬆地騎著紅色的公共單車來去自如，真正騎上去時才驚覺自己矮小得可悲。騎著過高的單車在河邊試騎，走了一米、兩米，愈發向樹列前進……到單車死死地撞向不動如山的樹，我屁股先著地後，才算重拾肢體的自由，但手掌已破了大塊皮，滲著血。我手忙腳亂地想要找東西包住傷口，在旁邊抽煙的妙齡少女走過來，說可以幫我穩住車身，讓我再騎上去。我苦笑著，向她展示血跡，她露出愛莫能助的表情後離去。Well。自此我盡量挑選符合短小身材的單車，上車時也不忘先穿手套，但沒得選時還是得勉強上路，臨出發前為即將走避不及途人祈福。

拒絕惠顧大地產商的龐先生說馬路上的司機根本不當單車是一部車，在L市側側膊兼享司機和行人的好處倒不是難事。大部份的馬路固然有單車專用、或與巴士共用的行車線，走投無路時也可在行人路上胡混一會。趕時間或偶爾對「皮包鐵」充滿信心時就放膽走上馬路，與旁邊玻璃對面的司機叔叔互打眼色，不然在行人路上推車或閃避途人也不會遭人側目。買菜、去博物館、去圖書館、去書店，甚至只是沿著河邊漫無目的地騎，幸好我不會吹口哨，否則就難免與逍遙自在的cliche相當吻合了。從前覺得馬路如虎口，開始騎單車後，綠燈時固然快步飛過，但對紅燈也愈發囂張，誰叫我既是司機，也是途人。所謂收復街道，不正就是如此？

回家不覺已兩週，但幻想中的冬眠狀態並沒有出現，幾乎每天都因為要辦各種大小事情，在久別的城市裡穿梭往來。新皮層漸漸從手掌破皮的位置長出來，每天濕水後必須更換的劣質膠布已無用武之地。站在大排長龍的巴士站，或反映著頹廢身影的月台幕門前，總會懷念起我與陌生單車那勉強的情事，還有途人對笨拙單車手的訕笑。肩上掛著年多沒有揹過的單肩袋，在人群裡從被後推進，向前施壓的時候，總不自覺地弓起兩肩，雙手握緊。明明兩週前做類似的動作，傷口還是會隱隱作痛。

（已刊於中大學生報二月號）

橋那邊

在這個以全世界最高的高架橋聞名的中世紀小城，我到遊客中心索取地圖。時值超級旅遊淡季，櫃台職員對僅有的遊人都愛理不理。從小城到高架橋的穿梭巴士服務已暫停，她循例問我來自哪國，以作統計之用，又在地圖上以非常公式化的口吻說明可遠眺橋的地方，最後添一句「冇車就去唔到架喇」落井下石。我期期艾艾地開口問麥當勞在哪裡，她頓時睜大眼睛，轉身向同事報告：「你看，多得José Bové，她千里迢迢由香港來到這裡，就是為了看高架橋和麥當勞……」我假設這是讚美，畢竟她沒有把我當成出門在外也懷念垃圾快餐的觀光客。

小城旁的Larzac高原，被視為當代法國社會抗爭的象徵。1970年代，高地上的牧羊人與來自法國各地的行動者組成聯盟，反對政府在高原上擴建軍事基地。後來密特朗上台，宣佈擱置計劃，抗爭者就轉向關注其他議題，包括以巴衝突、反基因改造食物、反核等，以回饋別人的支援。被香港傳媒稱為「法國長毛」的José Bové自當時遷居高原至今，是當地激進農民運動領袖。1999年，美國政府向小城周邊盛產的洛克福芝士徵收關稅，José Bové帶領其他農民和行動者，拆毀小城內興建中的麥當勞，以示抗議。這使他和Larzac成為法國反美和反全球化浪潮的象徵人物，2003在高原上舉行的反世貿集會，參與者達十五萬人。

我懷著近乎朝聖的心情來到小城。與土生土長的A先生談起這些，他邊捲煙邊吃吃笑，說有時也會看見José Bové進城添購物資、喝咖啡之類，留意一下身邊長著八字鬍、口叼煙斗的中年漢準沒錯。連在公共圖書館這種平日令人沮喪的地方（明明窗明几淨溫馨雅致，卻沒有讀得懂的書），也可找到以小城和Larzac高原抗爭運動為案例的劍橋大學博士論文。

José Bové拆毀的麥當勞經地方政府護航，於兩年後順利重建，但據A先生稱生意並不好。某日中午，氣溫攝氏三度，我打算到麥當勞門前大啖洛克福芝士贈興，於是在城裡的店先買好芝士、法式長包和蘋果，獨欠酒精。麥當勞被排擠於小城邊陲的國道上，幾乎只做來來往往的司機生意，我只能沿在國道兩旁的狹窄單車路步行，不時回頭留意路過的巨型貨車，險象環生。

一如所料，麥當勞外觀並無驚喜。午飯時間，小城內的餐廳大都座無虛席，走在街上都聽到裡面觥籌交錯的聲音。相對起來，只有四成滿的麥當勞則顯得相當冷清，櫃台前空蕩蕩，沒有人龍，收銀員也百無聊賴。強烈的暖氣加上那股熟悉的薯條和漢堡包的氣味使我快窒息，外面的抽煙座沾滿雨水，連最後的友善光環也褪了色。

最後我決定回到小城河邊的公園野餐。回程時迎著陽光，信步走下坡，面向午休期間靜謐安詳的小城，理所當然地把與背後森林顏色相近的麥當勞旗幟拋諸腦後，任由它漸漸隱沒。洛克福芝士臭得過癮，沒洗也沒削皮的蘋果甜美無比。可是抬頭往另一方向遠望，就見五公里外那為了貫通法國至西班牙高速公路而興建的高架大橋，彷彿資本就是眼前快速流動，也未免太煞風景了吧。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一月號）

自力造屋

空氣中瀰漫著石灰的酸味，間中有貓在腳邊穿梭。不遠處的唱機大播七十年代的雷鬼音樂，仍掩不住電鑽、鋸木、拖行重物發出的聲音。手上戴著的膠手套滿是石灰水，稍為舉起手都會弄得滿頭灰。四周零散地擺放著建築材料、各式工具、未組裝的鷹架、墊腳用的啤酒箱、單輪手推車——噢，還有各自就位的一家大小。

這是小孩O和M平常周末的例牌活動。

來自英國城市的父母，為了實行自給自足的生活，橫渡英倫海峽，在法國南部的鄉郊定居下來。家裡法語最流利的，是在當地唸小學的O和M。剛遷來的時候，以低價買下一間少說也有百年歷史、空置了十餘年的老房子，於是身為木匠的父親，就讓大家先擠身於幾架露營車裡，然後利用工餘時間，帶著家人和其他幫手，把老房子一點一滴地翻修起來。

星期六周末一早，快滿九歲的O穿好連身的工作服，抱著名喚摩西的小黑貓，坐在門檻上等待開工。與哥哥M一樣，他過去一月的周末節目，就是為老房子的牆壁加厚隔熱層。他的父母決定盡量使用環保物料，所以一般牆壁上都要敷上厚厚的石灰和大麻（hemp）的混合物，天花板則採用以回收玻璃再造的玻璃纖維和石膏板。全日不停開動的混凝土攪拌機，忙著接收母親源源不絕地倒入的水、石灰、大麻和木碎，並吐出有如灰色麥片粥的混合物。O和M各自爬上疊起來的啤酒箱和鷹架，俐落地把混合物倒進父親事先釘好的木板夾層，再用木棒奮力地戳，令隔熱層更為堅實。父親最近開始在另闢的小工場裡製作傢具，有時也在那裡躲起來抽大麻，O和M戲稱，他都把大麻從家裡的牆壁拔起來抽掉。

可能受到巧手父母的薰陶，O常展現歐美小孩身上少見的無比耐性。臨別前的晚上，O纏著我練習摺紙鶴，用不同大小的紙摺了一遍又一遍。母親茶餘飯後常不自禁地發起牢騷，說常掙扎想要搬回老家，讓O和M接受較人性化的教育，但卻不好找工作。在這裡可以在後園裡種菜和草藥，做自家的羊奶芝士，起碼不會餓死。

混合物凝固後，把木板拆掉，牆壁顯得粗糙不平，盡是一家子手製的痕跡。M的房間剛剛完工，我們忙著把地上的殘餘物料掃走時，M用手緩緩地掃過乾透後呈泥黃色的牆壁，盤算著房間裡的佈置。我問以歐美的標準，這睡房不是略嫌太小嗎，長大後需要更多空間的話怎麼辦。在不遠處整修牆角的母親笑說，他們長大後可能就不住這裡了。還未被分配房間的O在旁不說話，只低頭逗弄著不斷嘗試掙脫的摩西。

附近盡是成片的農田和葡萄園，但鄰人總是滿頭華髮。不知由自己一手一腳建好的家園，會否令O和M願意留下來？

（已刊於中大學生報12月號）

如果我不只懂得Bonjour

法國在過去幾週的風起雲湧，與我既近且遠。

身在法蘭西，但不諳法語，報紙電視電台無法看，與鄰人店員道了早安就得鳴金收兵。有時在報攤外看到言簡意賅的每日頭條，幸運的話也會認得數個字，買報紙的衝動湧上心頭，但後來想到要靠逐字翻字典來理解那彷如外星來的語言，又覺意興闌珊。上月在另一城市的街上看到罷工的遊行隊伍，橫額、標語、傳單都讀不懂，跟著大隊繞城一周也只是意思意思，回頭看法國人民在想什麼，還得靠英倫海峽彼岸的慢半拍傳媒，簡直是曲線隔岸觀火。

過去數周，我身處諾曼第一隅的偏遠村莊，負責在花園的不同角落裡，把被視為雜草的植物從地裡挖出來，每天看到的人不多於四個。最近的雜貨店在鄰村，以我的腳程大概半小時可到，若我增高一兩寸，大概也可騎上唯一可供借用的腳踏車。至於稍具規模的城市則在八公里外，村裡有每日一班巴士往返，清晨六時離開村子，黃昏六時從城裡回來，如無事先預約，將被目光如炬的司機拒絕上車。村裡的人進出都開車，但對於拒絕學習駕駛的我而言，也是空談。

花園主人是與世無爭、賺錢買花戴的英籍退休中年夫婦，只談風月不談政事。香港在世人眼中始終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路上常遇到動輒就怕挑起高漲民族情緒的人，要聊開來也不太容易。上星期全國罷工當天，他們碰巧要到距離村子百多公里外的下諾曼第首府一趟。煉油廠工人停工已有一段時間，鄰村的油站已開始缺油，實施購買限額。正常汽油供應恢復無期，也許意味著必須以車代步的他們可能無法出入自如，包括購買食物及日用品，但罷工的話題在晚餐桌上也只維持了大概兩分鐘，並以如何減少車輛使用為主，似乎都是配合多於埋怨。

週中的休息日，我提起精神步往雜貨店。途經油站，人們最常用的柴油已缺貨，但風聞已久的車龍也不可見，也沒有叫苦連天的司機，平靜的狀態就如同任何一個無事忙的週日上午。我幻想雜貨店可能會開始缺貨，麵包店也可能會因為原料短缺而無出爐麵包供應，但這些都沒有出現。站在那每月開放一天的古老教堂外，時間彷彿停止了十年二十年，罷工在村莊裡的唯一痕跡，大概只有酒吧兼任報攤外那孤獨的頭條牌子，字體小得走遠數步就看不見。

回想起零八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即使被困於彈丸小島，也沒去過美國，但靠每日十小時流連於英美傳媒和大小視頻網站，緊貼選情到一個地步，彷彿人山人海的群眾集會就在鄰街舉行，隨便打開電視就可被競選廣告每日轟炸，電視辯論和賽後評論取代三線劇集，令我以為全世界也會為總統選舉而瘋狂。

我想像中的法國全國大罷工，也許也是這樣的奇觀，不費吹灰之力就被呈現眼前。當然它實際上也受舉國關注，政策改動的深遠影響、人們的不滿和反抗每天都在持續滾動、擴張，但在我眼前卻被陌生語言和物理距離的掩蓋下顯得如此微小，算是我錯在先，不可不謂咎由自取。不過，即使身處香港，要避免對身邊的不公和荒誕視而不見、甚至麻木，也是一件需要（也值得）花費力氣的事情吧。

（已刊於中大學生報11月號）

你好，再見

某日在抹窗用的舊報紙上發現了秋季觀星圖，馬上撕下保存，留待夜晚按圖索驥。擡頭看了半個多小時，除了北斗七星和大小熊座之外，其他都找不著。除了是因為滿天繁星花多眼亂，還有那對天象莫名奇妙的恐懼心理。「這麼容易就讓我看到的就不是星星了！」我想。還是褪不掉的妄自菲薄。

剛離開生活了廿多年的城市時，對於無光害的星空，除了興奮，還有滿滿的茫然。那清晰得有如一匹白紗的銀河，是唯一可辨識的東西。深秋工作完畢時天已全黑，常常就在牛舍外抬頭發呆。

我羨慕別人與自然相處愉快，即使身處家鄉千里之外，仍可辨識從小看到大的星星、樹木、果實和飛鳥。我所知的花草樹木大都面目模糊，只舉得出名字而不知其貌。即使是每晚由報社步行回宿路經百萬大道的那兩年間，也只認得出獵戶座那條腰帶。晚上同伴在附近以聽不懂的語言，簡介認得出來的星體，但東指指西指指，連他們談論的到底是哪一顆，也無法確認。

離家快滿一年，大部份時間都在鄉郊打轉及混飯吃。最後的兩個半月，在一間鄉村餐廳的廚房裡工作。我負責在晚飯後洗碗及清潔，完成工作時往往已十時。打開廚房的門，迎面就看到北斗七星，仲夏時天黑得晚，它們卻早已特立獨行率先現身，在澄清的夜空中顯眼得令人無法忽視。出現得超乎想像地頻密的流星有如路上無數友善但疏離的hi-bye 路人甲乙丙，北斗七星與不遠處的北極星卻與我每晚準時相見，還為此查看了每顆星在古籍中的名字。

有時摸黑走上餐廳旁邊的小山丘，寧死不帶電筒，就靠那半升起的月亮照耀，和日間走過同一段路的殘餘記憶緩緩而行。鄉村長大的同伴早已習慣暗夜行路，嫌我走得太慢，一個箭步就拉開了十幾碼距離，眼下能抓住的只有他與鄰近叢林融為一體的身影——呀，後面還有那巨大的斗緊緊相隨。

入秋了，斗杓準確地指向西方，我卻愈發往東前進。若嫌「千里共嬋娟」太老套，在地球不同角落看到的北斗七星，應該還是那七顆吧。

（未修改版已刊於中大學生報十月號，sorry）

所謂流浪

初來報道，與新朋友吃飯。在等待上菜期間，不能免俗地談起了我來到這繁華都市前的行程。我幾乎不經大腦地講了一輪，其中一人突然打斷我問：「同樣的事情你到底講了多少次？」我想沒有一百，也該有幾十吧，在不同城市的巴士上、私家車上、飯桌上、沙發上，諸如此類。由起初勾勒想像圖的未來式，到近日覆述經歷的過去式或現在完成式，交接出乎意料地順暢。這是內化，還是麻木，暫時我也分不清楚。

去年碩士畢業之後就離開香港出門遠遊，至今剛好五個月，飛越了一州兩洋。對很多經驗旅行者而言，五個月其實不長也不短，但我在去年之前也未曾離港超過兩星期，也未離開過大東亞共榮圈，這次舉動就因而顯得有點超乎尋常。由於沒有固定歸期，旁人問起行程時又支吾以對，所以被稱為「流浪」。

我比別人多的只有時間，比別人少的只有所謂危機意識。遠行的理由十分庸俗，一是失戀，二是畢業（即失業），一心想著離開了這個不是人住的城市再算。跟家人友儕提起出門的打算時，大家不是當我講笑，就是對我不用急於投入勞動市場而感到羨慕或驚詫（當然這也得歸功於香港政府長期資助）。由於不是大富之家出身，憑兼職和研究院助學金儲得再多錢也好，總不能在沒有收入的情況下一直花錢，於是就開始思考如何以最省錢的方式走最長的路。

其實「流浪」這件事本身也是有點令人啼笑皆非。引用董啟章在《東京．豐繞之海．奧多摩》的一句：「我總覺得動輒說自己去流浪——而流浪的地點往往是歐洲，或者只侷限於巴黎——是相當肉麻的事情。」更何況截至現時為止，我去的地方都是不能更發達，相關旅遊書有如汗牛充棟，而且有錢就可解決問題的先進國家，旅程因為資訊不足和主流傳媒反映的刻板印象所產生的冒險性幾乎是零。單就目的地而言，和一般人放兩三星期假的「遊埠」其實沒有分別，即使我一廂情願地加入一些相對隨機的元素——例如只購買單程機票／車票、盡可能不參考旅遊指南、不投宿旅舍、投靠N年不見的朋友、couchsurfing、坐共乘（rideshare）的順風車、打工換宿等，餘不一一，也無法改變事情其實極其保險的本質。

可惜，我所描述的旅程，對許多人而言與危險互為一體。單身女子沒有清晰計劃、旅行時間長、為節衣縮食不擇手段、無條件接受陌生人幫助等，彷彿就是為全世界的豺狼野獸提供了捕食的機會。經過數月，把自己的命運和時間交給大量素未謀面——或曰萍水相逢——及被普遍認為不可相信的陌生人，所謂的危機固然沒有出現，連同代人最關心、或單身旅客常見的性騷擾或豔遇都如同空穴來風的都市傳說。到現在還是蹦蹦跳跳走路有風，成功推翻「世上沒有免費午餐」的民間智慧，也沒有感到特別興奮，反而為根深蒂固的觀念在眼前崩潰，莫名奇妙地感到不安。畢竟這些來得詭異地容易，彷彿現下的世界，就是二十來歲、善良正直的少男少女的天下，對人只有關心沒有懷疑。

憑著重量超過體重三分之一的背包、瘦小身型和娃娃臉，大家一眼認定我禽畜無害，結果男女老幼都對我禮遇有加。性別定型下的弱小形象，要不令人自動把我歸類為需要被照顧的一型，就是對我小腳板走天涯的大計另眼相看。曾有一位沙發主人跟我說，決定要接待一個人前，總會擔心一輪，怕打開家門引狼入室，但看到我這副模樣，頓時放下心頭大石，住多久也可以。也有同齡的牛高馬大男生說，若要在公路旁鬥快截順風車，即使我完全稱不上傾國傾城，也一定大勝。畢竟只是區區一位孱弱的女性，停車幫忙為自己帶來的危險實在太少了。

當好事變得愈來愈理所當然，旅行誘發的刺激或動蕩就會愈來愈少。每到新的城市，腦袋裡的探索和適應程式自動開始運作，對所有問題都漸漸建立起標準答案，連對進食三餐的要求也規律起來，哪怕面對的人、環境、甚至語言都差天共地。每隔幾天就在新的沙發、床或地板上醒來，讓新的同性或異性目睹自己的睡相。煮早餐的時候隨口問要不要煮二或三人份，然後清洗各人的碗碟。晚上各自蜷縮在沙發上看書看電視，有時搭訕有時沉默。同樣事情重覆數天，就是時候講再見。在不同的對象身上實驗刻板的生活形態，彷彿要嘲弄遲暮家庭關係的機械性。

我廿五歲生日那天，在人口密集消費掛帥的城市度過，加上又是停留當地的最後一天，於是與朋友及其室友們出外慶祝。回程路上，一位在原宿街頭收過無數星探卡片的俊俏男生摸摸我的頭，說：「雖然你今年廿五歲，但看起來才五歲。」

好啦，無話可說。

所以說，「流浪」實在一點也談不上刺激呢。


（本文寫於2010年2月，已刊於《女流》第55期，而我仍未死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