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來報道，與新朋友吃飯。在等待上菜期間，不能免俗地談起了我來到這繁華都市前的行程。我幾乎不經大腦地講了一輪，其中一人突然打斷我問：「同樣的事情你到底講了多少次？」我想沒有一百，也該有幾十吧，在不同城市的巴士上、私家車上、飯桌上、沙發上，諸如此類。由起初勾勒想像圖的未來式，到近日覆述經歷的過去式或現在完成式，交接出乎意料地順暢。這是內化，還是麻木，暫時我也分不清楚。
去年碩士畢業之後就離開香港出門遠遊，至今剛好五個月，飛越了一州兩洋。對很多經驗旅行者而言，五個月其實不長也不短，但我在去年之前也未曾離港超過兩星期，也未離開過大東亞共榮圈，這次舉動就因而顯得有點超乎尋常。由於沒有固定歸期，旁人問起行程時又支吾以對，所以被稱為「流浪」。
我比別人多的只有時間，比別人少的只有所謂危機意識。遠行的理由十分庸俗，一是失戀，二是畢業（即失業），一心想著離開了這個不是人住的城市再算。跟家人友儕提起出門的打算時，大家不是當我講笑，就是對我不用急於投入勞動市場而感到羨慕或驚詫（當然這也得歸功於香港政府長期資助）。由於不是大富之家出身，憑兼職和研究院助學金儲得再多錢也好，總不能在沒有收入的情況下一直花錢，於是就開始思考如何以最省錢的方式走最長的路。
其實「流浪」這件事本身也是有點令人啼笑皆非。引用董啟章在《東京．豐繞之海．奧多摩》的一句：「我總覺得動輒說自己去流浪——而流浪的地點往往是歐洲，或者只侷限於巴黎——是相當肉麻的事情。」更何況截至現時為止，我去的地方都是不能更發達，相關旅遊書有如汗牛充棟，而且有錢就可解決問題的先進國家，旅程因為資訊不足和主流傳媒反映的刻板印象所產生的冒險性幾乎是零。單就目的地而言，和一般人放兩三星期假的「遊埠」其實沒有分別，即使我一廂情願地加入一些相對隨機的元素——例如只購買單程機票／車票、盡可能不參考旅遊指南、不投宿旅舍、投靠N年不見的朋友、couchsurfing、坐共乘（rideshare）的順風車、打工換宿等，餘不一一，也無法改變事情其實極其保險的本質。
可惜，我所描述的旅程，對許多人而言與危險互為一體。單身女子沒有清晰計劃、旅行時間長、為節衣縮食不擇手段、無條件接受陌生人幫助等，彷彿就是為全世界的豺狼野獸提供了捕食的機會。經過數月，把自己的命運和時間交給大量素未謀面——或曰萍水相逢——及被普遍認為不可相信的陌生人，所謂的危機固然沒有出現，連同代人最關心、或單身旅客常見的性騷擾或豔遇都如同空穴來風的都市傳說。到現在還是蹦蹦跳跳走路有風，成功推翻「世上沒有免費午餐」的民間智慧，也沒有感到特別興奮，反而為根深蒂固的觀念在眼前崩潰，莫名奇妙地感到不安。畢竟這些來得詭異地容易，彷彿現下的世界，就是二十來歲、善良正直的少男少女的天下，對人只有關心沒有懷疑。
憑著重量超過體重三分之一的背包、瘦小身型和娃娃臉，大家一眼認定我禽畜無害，結果男女老幼都對我禮遇有加。性別定型下的弱小形象，要不令人自動把我歸類為需要被照顧的一型，就是對我小腳板走天涯的大計另眼相看。曾有一位沙發主人跟我說，決定要接待一個人前，總會擔心一輪，怕打開家門引狼入室，但看到我這副模樣，頓時放下心頭大石，住多久也可以。也有同齡的牛高馬大男生說，若要在公路旁鬥快截順風車，即使我完全稱不上傾國傾城，也一定大勝。畢竟只是區區一位孱弱的女性，停車幫忙為自己帶來的危險實在太少了。
當好事變得愈來愈理所當然，旅行誘發的刺激或動蕩就會愈來愈少。每到新的城市，腦袋裡的探索和適應程式自動開始運作，對所有問題都漸漸建立起標準答案，連對進食三餐的要求也規律起來，哪怕面對的人、環境、甚至語言都差天共地。每隔幾天就在新的沙發、床或地板上醒來，讓新的同性或異性目睹自己的睡相。煮早餐的時候隨口問要不要煮二或三人份，然後清洗各人的碗碟。晚上各自蜷縮在沙發上看書看電視，有時搭訕有時沉默。同樣事情重覆數天，就是時候講再見。在不同的對象身上實驗刻板的生活形態，彷彿要嘲弄遲暮家庭關係的機械性。
我廿五歲生日那天，在人口密集消費掛帥的城市度過，加上又是停留當地的最後一天，於是與朋友及其室友們出外慶祝。回程路上，一位在原宿街頭收過無數星探卡片的俊俏男生摸摸我的頭，說：「雖然你今年廿五歲，但看起來才五歲。」
好啦，無話可說。
所以說，「流浪」實在一點也談不上刺激呢。
（本文寫於2010年2月，已刊於《女流》第55期，而我仍未死得）
去年碩士畢業之後就離開香港出門遠遊，至今剛好五個月，飛越了一州兩洋。對很多經驗旅行者而言，五個月其實不長也不短，但我在去年之前也未曾離港超過兩星期，也未離開過大東亞共榮圈，這次舉動就因而顯得有點超乎尋常。由於沒有固定歸期，旁人問起行程時又支吾以對，所以被稱為「流浪」。
我比別人多的只有時間，比別人少的只有所謂危機意識。遠行的理由十分庸俗，一是失戀，二是畢業（即失業），一心想著離開了這個不是人住的城市再算。跟家人友儕提起出門的打算時，大家不是當我講笑，就是對我不用急於投入勞動市場而感到羨慕或驚詫（當然這也得歸功於香港政府長期資助）。由於不是大富之家出身，憑兼職和研究院助學金儲得再多錢也好，總不能在沒有收入的情況下一直花錢，於是就開始思考如何以最省錢的方式走最長的路。
其實「流浪」這件事本身也是有點令人啼笑皆非。引用董啟章在《東京．豐繞之海．奧多摩》的一句：「我總覺得動輒說自己去流浪——而流浪的地點往往是歐洲，或者只侷限於巴黎——是相當肉麻的事情。」更何況截至現時為止，我去的地方都是不能更發達，相關旅遊書有如汗牛充棟，而且有錢就可解決問題的先進國家，旅程因為資訊不足和主流傳媒反映的刻板印象所產生的冒險性幾乎是零。單就目的地而言，和一般人放兩三星期假的「遊埠」其實沒有分別，即使我一廂情願地加入一些相對隨機的元素——例如只購買單程機票／車票、盡可能不參考旅遊指南、不投宿旅舍、投靠N年不見的朋友、couchsurfing、坐共乘（rideshare）的順風車、打工換宿等，餘不一一，也無法改變事情其實極其保險的本質。
可惜，我所描述的旅程，對許多人而言與危險互為一體。單身女子沒有清晰計劃、旅行時間長、為節衣縮食不擇手段、無條件接受陌生人幫助等，彷彿就是為全世界的豺狼野獸提供了捕食的機會。經過數月，把自己的命運和時間交給大量素未謀面——或曰萍水相逢——及被普遍認為不可相信的陌生人，所謂的危機固然沒有出現，連同代人最關心、或單身旅客常見的性騷擾或豔遇都如同空穴來風的都市傳說。到現在還是蹦蹦跳跳走路有風，成功推翻「世上沒有免費午餐」的民間智慧，也沒有感到特別興奮，反而為根深蒂固的觀念在眼前崩潰，莫名奇妙地感到不安。畢竟這些來得詭異地容易，彷彿現下的世界，就是二十來歲、善良正直的少男少女的天下，對人只有關心沒有懷疑。
憑著重量超過體重三分之一的背包、瘦小身型和娃娃臉，大家一眼認定我禽畜無害，結果男女老幼都對我禮遇有加。性別定型下的弱小形象，要不令人自動把我歸類為需要被照顧的一型，就是對我小腳板走天涯的大計另眼相看。曾有一位沙發主人跟我說，決定要接待一個人前，總會擔心一輪，怕打開家門引狼入室，但看到我這副模樣，頓時放下心頭大石，住多久也可以。也有同齡的牛高馬大男生說，若要在公路旁鬥快截順風車，即使我完全稱不上傾國傾城，也一定大勝。畢竟只是區區一位孱弱的女性，停車幫忙為自己帶來的危險實在太少了。
當好事變得愈來愈理所當然，旅行誘發的刺激或動蕩就會愈來愈少。每到新的城市，腦袋裡的探索和適應程式自動開始運作，對所有問題都漸漸建立起標準答案，連對進食三餐的要求也規律起來，哪怕面對的人、環境、甚至語言都差天共地。每隔幾天就在新的沙發、床或地板上醒來，讓新的同性或異性目睹自己的睡相。煮早餐的時候隨口問要不要煮二或三人份，然後清洗各人的碗碟。晚上各自蜷縮在沙發上看書看電視，有時搭訕有時沉默。同樣事情重覆數天，就是時候講再見。在不同的對象身上實驗刻板的生活形態，彷彿要嘲弄遲暮家庭關係的機械性。
我廿五歲生日那天，在人口密集消費掛帥的城市度過，加上又是停留當地的最後一天，於是與朋友及其室友們出外慶祝。回程路上，一位在原宿街頭收過無數星探卡片的俊俏男生摸摸我的頭，說：「雖然你今年廿五歲，但看起來才五歲。」
好啦，無話可說。
所以說，「流浪」實在一點也談不上刺激呢。
（本文寫於2010年2月，已刊於《女流》第55期，而我仍未死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