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7月 20, 2011

什麼人打擾什麼人——罷工之必要與條件


七月十三日,在示威者包圍立法會及前往禮賓府抗議之後,網上流傳了幾張來自當晚電視新聞的截圖,圖中是受警方封路影響的的士司機,對著鏡頭說「這是公義,有何所謂」。姑勿論我們對發起行動的團體有何立場,但的士司機的言論引起大家讚歎,也許反映了我們本身對階級內部的團結,某程度上並不樂觀。

堵路和罷工背後的邏輯基本上是一樣的,就是要癱瘓秩序,癱瘓生產,而這幾乎是手上毫無生產工具、沒有政治勢力為後盾的人民,對抗資產階級政權,逼使他們談判或讓步的唯一方法。

因為一場梅鐸新聞集團的竊聽風暴,兩星期前的英國公務員大罷工的後續報道在主流媒體中寥寥可數。那次當地工會稱為上世紀初以來,動員範圍最廣的罷工行動,參與者主要是各級政府的公務員和教師,就退休保障改革向政府施壓,歷時一天。罷工當日,我打開網上電台,收聽早晨節目有關罷工的報道,有位母親向記者投訴,她自己也是打工仔,但正正就是因為教師罷工,導致學校停課,令她要臨時調動工作時間,留在家裡照顧小孩。這也許是不少基層員工的寫照,但現職社區中心社工的工會代表回應:「我不知道這個討論該如何延續下去,因為這位女士覺得只要我們為她構成不便,就不應該罷工。」

罷工前後,總有不少譴責罷工者的言論,說他們打擾其他人的日常生活,為他人帶來不便,但這樣的言論的最大得益者是誰呢?不是那些顧慮增加,而對惡劣的勞動條件委曲求全的工人,也不是同屬勞動階層,他朝君體也相同的「服務使用者」,而是樂於看到勞動人民互相指責的資本家。那位工會代表的言論在香港也許是天方夜譚,尤其是當我們還在就堵路的合理性爭論不休,每次工會發起罷工前都還要對「受影響人士」率先道歉,大概可估計香港的工人階級距離這樣理直氣壯的宣言還有多遠。

相對於其他社會民主傳統較重的歐洲國家,英國的勞工保障其實不特別好。香港作為其前殖民地,其實遺下了不少對工人階級在組織方面的箝制。警隊作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與政權之間如何暗渡陳倉,近日大家應已耳熟能詳,在此不再細表。香港工人面對惡劣的勞動條件,已可悲地成為大家的共識。最近先有浸大酒樓外判員工被拖欠薪金,再有團體踢爆領匯外判工人收入遠低於最低工資。

有說要對抗政府或地產霸權,應著手組織罷工罷市,這樣固然是好,但如果我們考慮到在香港罷工的工人本身需要承受的風險,包括工時長、沒有集體談判權、歧視工會的法例形同虛設等,就會發覺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組織癱瘓生產的行為是多麼可貴。資本家步步進逼,但人民的臨界點歸臨界點,工人得到的支援和保障,跟他們起來反抗的動力幾成辯證。面對這樣的困局,我們該如何團結勞動階層,對現有秩序帶來實際壓力,實在是個需要討論的課題。


原刊於

星期日, 7月 10, 2011

我所知道的校友評議會

昨晚與丘氏及胡氏喝下半支氈酒,在便利店買不到湯力水,以七喜及Perrier代替,雖聊勝於無,但味道怪怪的。回到家裡覺得是醉了,躺在沙發上睡著至天亮。神智不太清醒之際,收到令人不很愉快的電郵,於是倒頭再睡,午後好不容易爬起來,坐上前往中大的小巴。

畢業以來,第一次出席校友評議會。有時我喜歡自稱新政X或研政X時的自己,校友身分始終不太強烈,畢業後就不太想再回去了,還未自覺不學無術夠咩。今年本來也打算授權予其他人,但後來知道序言書室的老闆之一會參選常委,又不夠人代理票,所以還是逢人就問問要不要出席或授權,最後也帶著五張授權票出席。

評議會在西部教學大樓舉行,也果真不負眾望,西到無朋友。大會主席為任期已第三年的劉世鏞校友,報稱是會計師,議事程序完全是亂來。上次會議記錄省覽當通過,每次投票之前都不講清楚動議是甚麼,不用交待動議人、和議人姓甚名誰,只讓會眾投贊成票,沒有投贊成票的人連「反對」及「棄權」的身分也失去。遇有會眾提出有關程序問題的質詢,主席僅有的板斧是:「我係大會主席,我有權決定。」或者索性跳過不理,台下一群校友,只得繼續大嚷。

我站在會場的後半部,基本上充斥巴士阿叔,只懂得在旁大聲叫人收聲及返歸。政政系師弟就程序問題舉手多時無人理,只得在最後一排向台下大聲喊話:「你地以前搞學生活動、出面業主立案法團要投票,都仲會講下動議人係邊個、和議人係邊個,何況宜家評議會係法定組織……」旁邊的阿叔指著他嘲謔:「咁你咪出返去選業主立案法團囉。」Sorry,我覺得一點也不好笑。到主席完全無視會眾點算反對及棄權票的要求,部分會眾開始起哄,不知何故輪到身穿民建聯顏色T恤的校友發言,叫主席「做他應該做的事」,即繼續證明議事規則與整個中大校友評議會無關,早前各自以不同音量叫人收聲的後排阿叔對他報以如雷掌聲。附近阿叔繼續出口術:「少數服從多數,咁都唔識就學人講民主!」師弟氣不過,對他們說:「你咁鐘意討論咩叫民主我咪同你討論下囉。」幾條廢柴馬上噤聲。作為一個不入流的政政系畢業生,我對與此等人士同為校友深以為恥。

近年校友評議會改例,每人限帶五張授權票入場,即一人最多投六票,令候選人要盡量動員校友親身到場投票,想不到就招來了這群憤怒中年。當然反對者質素固有值得商榷之處(明明目睹會議開始後仍有不少人陸續進場,那些「開會時點算人數與投票時點算人數不符」的所謂爭議就拜託不要這樣理直氣壯地提出啦唔該),但整體議論質素之低,令人側目,難怪梁美芬議員可在當中如魚得水。論及中大以政治中立為由反對擺放民主女神像,有早年畢業於市場學系之校友發言:「宜家成日都有人想擺D野入黎我地漂亮既校園,咁唔通今日有信佛既人入黎擺個觀音像,聽日又俾個信耶穌既人入黎擺個耶穌像?」邏輯之強大,本人瞠乎其後。

不過老老實實,劉校友前往點票期間暫任主席的李劍雄校友比起前者確是「o岩數」得多——起碼重新賞賜反對權及棄權權就博得與會者一陣熱烈掌聲,面對有意圖挑戰聯署備案可能性的校友,解釋概念時也頭頭是道。可是劉校友回來重取主席權,不忘為這次會議留下瘋狂的結局——台上常委動議,說剛才校友還有不少意見未發表,不如繼續討論,劉二話不說,一錘定音:「唔使,我宣佈散會。」

至於選舉結果,其實我覺得不太重要,反正第二天報紙也會報道,回家後在臉書上看見許多第一次出席評議會的校友所受的心靈衝擊,也許才是集體傷痕吧。新仇加上舊恨,我想我是否應該把餘下的酒一飲而盡,以求一晚安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