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8月 31, 2011

「希望十年後,我還有瓦遮頭」——單身青年公屋租戶的自白

現時,全港共有約一半人口居於公營房屋。公屋也許是不少人的所謂集體回憶,電視上常常可見已經事業有成的社會賢達,重返兒時成長的公屋,回味以往的美好時光。公營房屋是許多人在社會階梯向上攀爬的堅實後盾,但觀乎現時的輿論,安居於公屋普遍並不被視為市民應有的社會福利。繼「綜援養懶人」之後,報章又向社福受眾開展了另一條「懶人住公屋」的戰線,而申請公屋的單身青年首當其衝,被指責為濫用社會福利的投機者。

D同學今年廿三歲,即將大學畢業。以前家人曾購買夾屋,但因某些原因失去單位,一家四口租住私樓至今,但四年前開始與姐姐考慮申請公屋:「其實是媽媽先提出的。房署規定前夾屋業主不可再申請公屋,但父母始終都希望再置業,可以在那裡長住,不用擔心租金升跌,一家子生活也較安樂。」

於是,他在2009年初遞交申請表,年中獲編配登記號碼,年底被安排進行入息審查。「其實我和姐姐的收入加起來也快超出入息上限,如果我在畢業前無法被編配單位,除非放棄求職,或只找低薪工作,否則獲派單位的機會只會愈來愈渺茫。」

2010年底,他獲派屯門一中轉單位,現已順利遷入,不過也不是長住。他和家人相處愉快,並無太大獨自離家生活的動機。「我和家人相處融洽,加上獨居生活經濟上吃不消,所以現在除了考試、交功課前夕回屯門閉關之外,我大部分時間還是住在父母家中。」這正正是主流媒體口中青年人「浪費公共資源」的證據——申請公屋而又丟空單位,妨礙其他人上樓的機會。然而,D同學又有何苦衷?

D同學認為,整個制度最大的問題是,除非你真的倒霉到走投無路,或者捱到六十五歲,否則不管你這輩子的財政狀況如何跌蕩,因賭博輸掉整副身家也好,被突如其來的金融風暴沖走半生心血也罷,一旦放棄過一次受助於政府房屋福利的機會就無法再重來。現時政府日漸退出房屋市場,任由房屋成為炒賣的物品,租金和樓價日益攀升,一家人如何省吃儉用,存款數字往往追不上高升的樓價。他和姐姐作為子女,要讓全家免受租金狂飆之苦,在父母退休之後仍能安居,當私人樓市已成不可觸碰的領域,只能以公屋作為取得居屋入場券的橋樑。

身為大學畢業生,尚且要以所謂的「旁門左道」來實現一部分置業的夢想,其他學歷、起薪點更低,晉升階梯更漫長的年青人又如何?D同學引用父母的例子以作對比:「以前即使只得中五學歷,只要肯搏肯捱總可習得一門手藝,像我爸爸跟師傅學剪頭髮,現在也可獨當一面,但現在甚麼也講資歷架構,如有青年人要晉身理髮師行列,先要自掏腰包取得學歷,期間固然沒有工資,之後的工作在勞動彈散化的前提下也是朝不保夕。」母親也是在姐姐和他相繼出生後才去唸牙科衛生員證書課程,雖然辛苦,但免學費之餘還有生活津貼,即由需缺人的機構投放資源去培訓人才,但現在這些課程都改由自負盈虧的院校開辦,又或者等價交換——免取學費,但畢業後強制留任,要剮要殺悉隨尊便,前景一片黯淡。

臨近畢業,同屆同學都忙於求職。D同學尚且因為喜歡大專院校的工作環境,目標工作都是大專裡的文職工作,但觀乎其他同學,對職業要求之低令D同學大感灰心:「老師們說今年的就業市場算是不錯,但都彷彿與我們無關。十個同學當中有九個應徵的不是空中服務員,就是物業管理等面目模糊的文職工作,不覺得工作和興趣要結合。那麼我們讀大學、追求志趣又有何意義?」不求意義,但求捱得過去,因為不論如何努力,工作零散化只會令大家繼續在社會中載浮載沉。或許這可解釋為何大家對申請公屋都躍躍欲試:「即使十年後大家還是一無所有,還是買不起樓,但起碼有瓦遮頭,不用擔心被趕走。」

當然,全民置業是否令所有人安居的唯一方法也是值得商榷的。正如本特刊的前言所說,普羅大眾負擔得起的樓價、不倒的樓市、與地產霸權並存的邏輯關係基本上無法證成,政府固然有責任照顧最低下層的住屋問題,但令置業、供樓成為其他人的指定動作又是否最好的方法?就以德國為例,現時全國有四成人口租屋而居,並不是因為甚麼地少人多、樓價狂飆的問題,而是因為大部分人都相信其社會福利制度,足以保障大家老有所歸。為市民鞏固頭上片瓦,比起狂建一小時生活圈、X大基建都更有效提高整體社會生活質素。


(原刊於左翼21七一反地產霸權特刊)

李克強何禮之有?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早前訪港,為本來悶熱的天氣帶來陣陣焚風,動用了全港十分之一的警力,確保所到之處的異議都被消滅,使他安心派其大禮。李克強訪港前,早已放風說要為香港帶來三十多個經濟、金融及民生項目,最後所有措施的終極目標,卻是要爭取在國家第十二個五年計劃末期,基本實現內地對香港服務貿易自由化。然而,禮多人不怪,最怕把包裝紙拆開之後,發現那原來是個潘朵拉的盒子。

資本主義靠剝削和競爭性積累來維持整個制度的運作,從歷史發展看來是條不歸路。透過無止境的生產剩餘價值,資本家才可以一直累積資本和維持生產,但當資本過剩,就要不斷尋找新的市場,為資本尋找新的出路,以避免經濟危機。貿易自由化就是為了這一點而出現的措施,資本流動的阻礙被打破,才可以疏解無處容身的資本。在過去的經驗中,我們看到被視為有投資潛力的國家吸引大批外來資本之後,導致過度投資和生產力過剩,而金融市場易受非理性因素波動,一有風吹草動,外來資金就有機會如泡沫般消散。當與金融市場掛勾的東西愈來愈多,從民生事業、運輸工程,到公共服務、甚至糧食,都變成一個個可以在金融市場中被任意炒賣的上市編號,經濟向金融業一面倒傾斜的後果不堪設想。

推動貿易自由化這番充滿經濟右派色彩的修辭出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之口早已不是新鮮事,從中國加入世貿、到與香港訂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就已象徵中國與香港及世界各地之間資本流動的渠道已一步步全面開通。詳看李克強公佈之措施,讓香港與全國貿易投資以人民幣結算、繼續支持內地企業來港上市、向香港開放內地專業服務、金融、旅遊和各項民生建設的市場等等,無不為中港之間的資金開路,各方面的投資機會更多,成本更低。

這些所謂大禮,說穿了就是這麼一種鼓吹貿易金融自由化,以解決所謂不景氣問題的手段,期望透過擴大市場,帶動經濟,但市民又是否真的能夠受惠於這種效應?增加資本家賺錢的機會,與解決財富分配不均、貧富懸殊等纏繞市民日深的問題毫無關係:全面開放投資途徑、製造五花八門的金融衍生產品(如六大禮中提到的RQFIIETF),將經濟發展建築於金融市場愈滾愈大的泡沫;容許內地資金來港瘋狂投資房地產,把樓價一再推高,使小市民無所安居;盲目建設高速運輸網絡,摧毀無數人的家園;容許糧食作為被炒賣的物品,確保供應卻不穩定價格;想盡辦法把各種公共服務化為商家的生財工具,卻令大眾別無選擇。貿易自由化作為這些民生問題的元兇,被定調為「十二五」的目標,甚至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也實在太諷刺。

全面開放市場、依賴大商家將經濟成果施捨出去的新自由主義神話早已在許多國家的例子中破滅。拉美國家作為上世紀歐美經濟體系主要的資本回收場,早已受夠了這發展幻象的苦頭,重新引入市場管制,可是開動了發展火車頭的中國卻偏偏要走歷史的回頭路,現在尚且有國家政策強勢抹走所有不穩定因素,但這又維持多久?而香港作為自由化過程的棋子之一,硬食了國家的所謂厚禮,又有何值得慶賀?


原刊於

重返孫中山的少年時代 ——中大員工總會「辛亥革命與香港」導賞團後記


香港大學百周年校慶,師生校友對港大正式向北大人俯首稱臣同聲一哭,同時有人在臉書分享孫中山先生在1923年到訪港大時的演講辭,發思古之幽情之餘,也發現當年孫先生對於社會與革命的見解在八十餘年後的今天依然適用。

孫先生作為港大前身西醫書院的首屆校友,視香港為啟蒙之地,許多有關他的軼事和紀錄,都與香港有關。時值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大員工總會特別在今年515日舉辦「辛亥革命與香港」導賞團,由前香港歷史博物館館長丁新豹博士帶領三十多位員總會員及親友,參觀位於中環半山衛城道的孫中山紀念館,以及中山史蹟徑,了解孫先生當年在香港的活動軌跡。

孫中山紀念館本身所在的甘棠第,本身就是一座古蹟。甘棠第本為何東之弟何甘棠的住宅,建於1914年,為愛德華式的鋼筋建築,屬當年最先進的建築技術。何甘棠去世後,甘棠第被售予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到2002年,教會提出要將甘棠第拆卸重建,政府為保存古蹟,斥資購入,並將之改建成博物館,在孫中山140周年誕辰開幕。

甘棠第建成之時,孫先生從西醫書院畢業已久,並在日本建立中華革命黨,所以甘棠第與孫先生的關係並不特別深厚。不過,由於何甘棠為當年有名的怡和洋行華人買辦,也是首批在半山購地建屋的華人之一,所以甘棠第本身的的歷史也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據丁博士所講,當年孫先生在香港的活動主要集中於半山一帶,館方也希望將其紀念館設於該區,教會打算放棄甘棠第一事對館方而言可謂喜訊。他們盡力復修建築,保留其二十世紀初的建築特色外,也令它配合現代建築需要。

因此,孫中山紀念館中除了有關孫中山在香港活動的展覽外,也以不少空間介紹甘棠第的歷史,例如展示甘棠第原有的保險庫、何甘棠後人在大宅中的生活照、具特色的華麗建築細節等等。甘棠第歷史悠久,許多地方都不符合現代消防條例要求,但館方嘗試以行政手法處理,避免改變大宅的原貌。譬如大宅主樓梯欄杆的高度並不符合安全要求,但館方在欄杆旁擺放一整列假盆栽,以防止參觀者走近翻越欄杆。然而,參觀當日所見,欄杆旁的假盆栽顯得相當疏落,丁博士笑稱,職員已忘記了當日決定擺放盆栽的原意。

說回孫中山。近年掀起的辛亥革命學習潮,令孫先生的事蹟對大家來說也許不陌生,但丁博士說,在香港談孫中山總有一些不同於兩岸的角度。孫先生在內地是「近代革命先行者」,在台灣更是「國父」,但在香港,他也許是個對未來充滿理想、熱情的颯爽少年。孫先生在一般人心目中的形象都是臉上長了鬍子、身穿中山裝,館方特別邀請本地雕塑家朱達誠,對孫先生學生時期的照片和資料多番考證,製作出表現孫先生少年容貌、昂首闊步的銅像,置於紀念館前,也許可反映出紀念館本身的定位。

丁博士憶述,政府決定要設立孫中山紀念館之際,歷史博物館手上可以展覽的文物就只有一封孫先生所寫的信,可是最後紀念館卻得到一些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展品。孫先生的基督徒身分以新教教會與革命的連繫可堪玩味,但兩岸的博物館往往避而不談。孫先生初從中山來港的時候,寄居於公理會的二樓,而他在西醫書院就讀期間,也常在旁邊的道濟會堂聽道,與長老區鳳墀、堂友何啟等討論時政,革命思想也於此時植根於他的腦海中。及後孫先生創立興中會,當中不少成員是基督徒,而他在1896年倫敦蒙難期間,也曾致函區鳳墀求助。道濟會堂在1921年加入中華基督教會,19241010日改名為合一堂,與武昌起義日期相同,可見它與革命千絲萬縷的關係。孫中山紀念館中展示了他在1883年以「孫日新」之名接受洗禮,正式成為基督徒的紀錄,就是因為他受洗的教堂正正就位於香港,現址為必列者士街街市的公理會。而對他影響至深的道濟會堂歷史,也因為香港合一堂所捐贈的《道濟會堂史略》(1924年出版)而重見天日。

紀念館也藏有一些跟孫先生在港求學時期的文物,譬如西醫書院畢業考試的試卷、成績紀錄、甚至畢業晚宴的菜單,可讓參觀者從另一角度認識孫先生在香港的生活。這些展品本由他在西醫書院的老師康德黎(後來也支援了革命)捐贈予倫敦惠康基金會醫學圖書館,現借調往紀念館展出。孫先生與少年伙伴,「四大寇」之一尢列一起投身革命,後來刻了一枚「中華民國萬歲」的印章,本來由尢列後人收藏,但由於前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尤曾嘉麗是尢列的曾孫媳婦的關係,那枚印章也順利由紀念館收藏。除此之外,館方特地委託理工大學紡織及製衣學系仿製孫先生曾穿著的西服、長衫和軍帽,以及日本郵船株式會社製作孫先生所乘,穿梭日港兩地的佐渡丸郵輪模型,為參觀者對孫先生當年的生活提供想像的依據。

孫中山在一封要求入境的信中寫道:「I regard Hong Kong as my second home.」香港固然是革命的重要基地,但這個地方對孫先生的啟蒙也許比我們一般想像還要深。日後它能否啟蒙一代代青年對改變現狀的熱情與動力,我們姑且拭目以待。


(本文為中大員工總會特約報道,原刊於

星期一, 8月 29, 2011

yonsyunen

桃花不會依舊,反正我城之春天已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