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百周年校慶，師生校友對港大正式向北大人俯首稱臣同聲一哭，同時有人在臉書分享孫中山先生在1923年到訪港大時的演講辭，發思古之幽情之餘，也發現當年孫先生對於社會與革命的見解在八十餘年後的今天依然適用。
孫先生作為港大前身西醫書院的首屆校友，視香港為啟蒙之地，許多有關他的軼事和紀錄，都與香港有關。時值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大員工總會特別在今年5月15日舉辦「辛亥革命與香港」導賞團，由前香港歷史博物館館長丁新豹博士帶領三十多位員總會員及親友，參觀位於中環半山衛城道的孫中山紀念館，以及中山史蹟徑，了解孫先生當年在香港的活動軌跡。
孫中山紀念館本身所在的甘棠第，本身就是一座古蹟。甘棠第本為何東之弟何甘棠的住宅，建於1914年，為愛德華式的鋼筋建築，屬當年最先進的建築技術。何甘棠去世後，甘棠第被售予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到2002年，教會提出要將甘棠第拆卸重建，政府為保存古蹟，斥資購入，並將之改建成博物館，在孫中山140周年誕辰開幕。
甘棠第建成之時，孫先生從西醫書院畢業已久，並在日本建立中華革命黨，所以甘棠第與孫先生的關係並不特別深厚。不過，由於何甘棠為當年有名的怡和洋行華人買辦，也是首批在半山購地建屋的華人之一，所以甘棠第本身的的歷史也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據丁博士所講，當年孫先生在香港的活動主要集中於半山一帶，館方也希望將其紀念館設於該區，教會打算放棄甘棠第一事對館方而言可謂喜訊。他們盡力復修建築，保留其二十世紀初的建築特色外，也令它配合現代建築需要。
因此，孫中山紀念館中除了有關孫中山在香港活動的展覽外，也以不少空間介紹甘棠第的歷史，例如展示甘棠第原有的保險庫、何甘棠後人在大宅中的生活照、具特色的華麗建築細節等等。甘棠第歷史悠久，許多地方都不符合現代消防條例要求，但館方嘗試以行政手法處理，避免改變大宅的原貌。譬如大宅主樓梯欄杆的高度並不符合安全要求，但館方在欄杆旁擺放一整列假盆栽，以防止參觀者走近翻越欄杆。然而，參觀當日所見，欄杆旁的假盆栽顯得相當疏落，丁博士笑稱，職員已忘記了當日決定擺放盆栽的原意。
說回孫中山。近年掀起的辛亥革命學習潮，令孫先生的事蹟對大家來說也許不陌生，但丁博士說，在香港談孫中山總有一些不同於兩岸的角度。孫先生在內地是「近代革命先行者」，在台灣更是「國父」，但在香港，他也許是個對未來充滿理想、熱情的颯爽少年。孫先生在一般人心目中的形象都是臉上長了鬍子、身穿中山裝，館方特別邀請本地雕塑家朱達誠，對孫先生學生時期的照片和資料多番考證，製作出表現孫先生少年容貌、昂首闊步的銅像，置於紀念館前，也許可反映出紀念館本身的定位。
丁博士憶述，政府決定要設立孫中山紀念館之際，歷史博物館手上可以展覽的文物就只有一封孫先生所寫的信，可是最後紀念館卻得到一些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展品。孫先生的基督徒身分以新教教會與革命的連繫可堪玩味，但兩岸的博物館往往避而不談。孫先生初從中山來港的時候，寄居於公理會的二樓，而他在西醫書院就讀期間，也常在旁邊的道濟會堂聽道，與長老區鳳墀、堂友何啟等討論時政，革命思想也於此時植根於他的腦海中。及後孫先生創立興中會，當中不少成員是基督徒，而他在1896年倫敦蒙難期間，也曾致函區鳳墀求助。道濟會堂在1921年加入中華基督教會，1924年10月10日改名為合一堂，與武昌起義日期相同，可見它與革命千絲萬縷的關係。孫中山紀念館中展示了他在1883年以「孫日新」之名接受洗禮，正式成為基督徒的紀錄，就是因為他受洗的教堂正正就位於香港，現址為必列者士街街市的公理會。而對他影響至深的道濟會堂歷史，也因為香港合一堂所捐贈的《道濟會堂史略》（1924年出版）而重見天日。
紀念館也藏有一些跟孫先生在港求學時期的文物，譬如西醫書院畢業考試的試卷、成績紀錄、甚至畢業晚宴的菜單，可讓參觀者從另一角度認識孫先生在香港的生活。這些展品本由他在西醫書院的老師康德黎（後來也支援了革命）捐贈予倫敦惠康基金會醫學圖書館，現借調往紀念館展出。孫先生與少年伙伴，「四大寇」之一尢列一起投身革命，後來刻了一枚「中華民國萬歲」的印章，本來由尢列後人收藏，但由於前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尤曾嘉麗是尢列的曾孫媳婦的關係，那枚印章也順利由紀念館收藏。除此之外，館方特地委託理工大學紡織及製衣學系仿製孫先生曾穿著的西服、長衫和軍帽，以及日本郵船株式會社製作孫先生所乘，穿梭日港兩地的佐渡丸郵輪模型，為參觀者對孫先生當年的生活提供想像的依據。
孫中山在一封要求入境的信中寫道：「I regard Hong Kong as my second home.」香港固然是革命的重要基地，但這個地方對孫先生的啟蒙也許比我們一般想像還要深。日後它能否啟蒙一代代青年對改變現狀的熱情與動力，我們姑且拭目以待。
（本文為中大員工總會特約報道，原刊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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