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廿五

生日感言都還未寫。

21歲生日的時候，應該是忙於反世貿，又或者趕寫論文。大件事總是會在考試和期終論文搏殺期前後發生，常常都在做好學生和（自以為）關心社會的理想青年之間進退兩難。得同學H提醒，當時我對他的生日祝賀SMS的回覆是：「世貿快落！」雖然對實際情況的印象已十分模糊，但就此看來，當時的我應比現在積極不少吧。

22歲生日那天，天星碼頭的鐘樓在眾人——當然也包括我——的眼前，被活生生的拆下來。我已忘了附近的人有否落淚，自己在笑還是在哭，好像有人嘗試呼喚建築工人的良心。心情沉重除了因為鐘樓，和一連串的感情糾葛，也有點覺得自己與這座城市之間，已經永久地失去了一些什麼。

23歲生日，除了恆常的失落，好像沒事，還剎有介事地強顏歡笑，掘出高中時代購買的LOMO相機，在風和日麗的下午，到林村河畔拍了一堆低調而粗糙的照片。故作陽光之後的一整年也頗不順遂，以至在第二個本命年的開端，許下了「離開這個不是人住的城市」的宏願。

其實，這也談不上什麼宏願，多得香港政府長期關照，時間也太多，具挑戰性的應該是離開之後要做什麼吧。過去一年一直感覺受困，力有不逮之感與日俱增，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做下去。事情演變成這樣，其實我也滿不好意思的。後來經過一輪天昏地暗，終於如願以償。初到北海道時，每個小時都被工作和其他活動填滿，但後來在稚內、旭川、釧路和東京，時間由自己全權控制，不知要做什麼的無力感開始流瀉。

如何處理無力感，我也沒有清晰想法。同學H建議偶爾也做做典型的遊客吧，參觀每一個城中推薦的景點，品嚐所謂地道美食，但既然我是一個踩著鞋帶去旅行的人，這大概只能在幻想中出現吧。行囊中有一本Lonely Planet出版，名為《Experimental Travel》的書，類似是以各種方法剝掉遊客的外衣，讓命運決定自己要到的地方和要做的事。沒有目標的旅行，不會有非去不可的地方、非做不可的事、回來之後非生產不可的成果。好運的話常常遇到好人好事，不好運的話要不悶得發慌，要不慘遭滑鐵盧。

這與想像中有「有意義的旅行」相差太遠，不過，出得來行遲早要還，沉悶和單調是一早預計的吧，本星期還未知道下星期去哪時的恐慌，在心中也演練過無數次吧。有誰能夠擔保從早到晚坐在家裡又不會沉悶單調，在熟悉的地方出入又一定安全。以人最後總是孤獨的為前提，刻意把自己處於不穩定的形勢，算是一種實驗嗎。

今年25歲，人生走了一半有多，應是時候放棄無無謂謂的比較和計劃。今年生日前後數日的主題是反高鐵停撥款，看到所有群情洶湧的場合都無法參與，只能袖手旁觀和事後抽水，唯有繼續努力，革自己的命，哪怕只是很小兒科的事情。